早在19世纪末，瑞士学者布克哈特就已指出，希腊人一直受到荷马的影响。而荷马理想的基本特征，一是强调人类划分为高贵者和低贱者，二是非功利性和对体力劳动的鄙视。因此，它和民主政治主张的平等原则存在着深刻矛盾。虽然希腊人对体力劳动的态度在学术界不无争议，但荷马对希腊文化的巨大影响，以及他将人划分为贵族和平民，而且认为两者在外貌、体格、能力等所有方面都不平等，应当是毫无疑问的。史诗对特尔西特斯和特勒马科的描写是典型的例子。从思想上说，特尔西特斯是“舌头不羁的人”，“心里有许多混乱的词汇，拿来同国王们争吵，鲁莽、杂乱”。从外貌上看，“他在所有来到伊利昂的阿尔哥斯人中可耻不过：腿向外弯曲，一只脚跛瘸，两边肩膀是驼的，在胸前向下弯曲，肩上的脑袋是尖的，长着稀疏的软头发”。所以，当他挨了奥德修斯的痛揍以后，只能自己哭泣，其他的希腊人也都嘲笑他。而史诗对贵族的描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们无不高大威武，威风凛凛，连他们的后代也与众不同。特勒马科虽然年纪轻轻，却独立召开了伊大卡的人民大会，自己召集人手外出寻父；在派罗斯和斯巴达，他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外貌也与常人不同，麦涅拉俄斯一见，立刻说道：“依我看，你们没有失去应有的本色，是神明养育的执掌权杖的君王后裔，贫贱之人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儿孙。”如此不同的两种人，如何能够平等？在麦加拉诗人特奥根尼斯的诗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观点。他对那些以前穿着羊皮、在郊区像鹿一样游荡、现在掌握了政权的人充满了鄙视。在他看来，某些品质会随着与卑贱者的交往而丧失，它们是与生俱来、不可能学来的。“如果你与卑贱者交往的话，你会失去你已经拥有的智慧。”“谁也找不出一种方法可以使一个笨蛋变得聪明，或者让卑贱者变得高贵……你永远不可能通过教导使坏人变成善人。”易言之，善人可以变成坏人，但相反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因此，在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看来，民主政治并非伯里克利等人所说的是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是卑贱者对高贵者、穷人对富人的专政和剥削，是穷人的暴政，是无法无天。早提出这一看法的，大概是希罗多德笔下的美加比佐斯，他认为：“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好的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因此，只有希望波斯变坏的人才会拥护民主政治。他所批评的，和特奥根尼斯如出一辙，强调的是群众的无知和专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