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书摘
意识到自己要登上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我脑子里满是疑惑，我怎么就有幸被选中了呢？对此我可说是一无所知。匿名评审委员会宣布人选时，丝毫没暗示他们对我有什么期待。当然，我确实也有几个解释。首先想到的是，既然我以神秘诗作者为人所知，那么我在讲座时也许应该像俗话说的那样“倒豆子”：就是说，我或许可以一不小心或漏嘴说出什么会打开我诗歌命门的钥匙，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困扰人们已久的问题。学界似乎有一种感觉，认为我的诗歌有能够激发人们兴趣的东西，不过那东西有何终价值却少有一致意见，至于那东西若有意义，那意义到底是什么，则有很大混乱。
遗憾的是，我很不善于“解释”自己的作品。有一次，我与诗友理查·霍华德（Richard Howard）的学生一起，我曾试图利用问与答的时间解释自己的诗，结果他事后对我说：“他们要的是打开你诗歌的钥匙，你却交给他们一套新锁。”那个经历概括了我对给自己诗歌“解锁”的感觉。我做不了解释自己诗歌这样的事，因为我觉得我的诗歌就是解释。但是解释了什么呢？解释了我的想法呗，随便那种想法是什么吧。在我看来，我这想法本身既是诗歌又是解释诗歌的努力，这两者不可割裂。我知道这样说谁都不能接受，也许会被当作诗人的狂妄自大，或者某种形式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碰上一些场合，我尝试讨论我诗歌的意思，我发现自己只是在编造一些听来真确的阐释，而我自己知道那都是些假话。那样做在我看来算是某种狂妄自大。话说回来，作为一个诗人，我自然很在乎要有观众，实在抱歉，我不经意中造成了进一步的混乱。用W.H.奥登（W.H.Auden）的话说，“如果我能告诉你，我自会让你知道”。由于不能对自己的作品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多少有些沮丧，这种无能似乎也说明我在某种程度上创造能力有限。说到底，如果我能够创作诗歌，为什么我就不能创造意义呢？但我还是保持“多少有些沮丧”得了。如果说我未能更敏悟些，那很可能是因为我内心深处一直盘踞着这样的念头：事情就该如此。对我来说，诗歌的开始与结束都在思想之外。当然，诗歌创作过程中确实有思想的参与，有时候我的作品似乎仅仅是我思考诸过程的记录，与我实际在思考什么并无关系。若此话不虚，那么我也乐意承认我是有心要将这些过程转化为诗意客体，亦即一种立场，近似于威廉姆斯所说的“不要存有观念，除非存之于物”，而我要申明，在我看来，观念也是物。现在我要求助于其他作家，引用他们的话（先不管爱默生的那句“我讨厌引用，告诉我你知道什么就好”）。谈到诗歌中是否存在观念，乔治·摩尔是一位比我右得多（或左得多）的作家，他这样说：“时间不会令诗歌衰萎，习俗也不会令诗歌无味，假若诗歌未被思想投下苍白的病容”。他这话写在他所编的一本薄薄的“纯”诗选的前言中，他所谓的“纯”，便是指一种没有观念的诗。由他再进一步，则可预见威廉姆斯，尽管他可能对威廉姆斯并不那样看重，因为他这样说，“也许现在时机已到，该有人追问到底在物还是观念中才有诗歌，到底是戈蒂耶（Gautier）的《郁金香》（Tulipe）还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那些政论式的牧师般训诫口吻的十四行诗更令人愉悦”。戈蒂耶的那首十四行诗，“避免了道德的追问……将《郁金香》拔高到一个比济慈咏秋的十四行诗更高的水平”。摩尔的朋友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抗议道：“如果除了描写外部世界的诗，你容忍不了任何别的诗歌，你的阅读范围大概也就仅限于莎士比亚的歌谣了。”摩尔的那本诗选确实包括几首莎士比亚的歌谣，还包括约翰·克莱尔的两首诗，他正是我在章就要讨论的诗人（摩尔的诗选几乎也把济慈排除在外，摩尔对他的说辞是，“我觉得他动不动就显得像一只小猫咪躺在暖洋洋的草坪上”）。
至于我为何受邀作这系列讲座，我还想到了第二个可能的原因。但是我还是先提一下约翰·巴斯（John Barth）说的话：“你别把作家说的任何话太当真，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做所做的事。他们就像优秀的网球手或画家，往往是一开腔就是一大通胡扯，狂妄自大，令人尴尬，要不就完全扯淡。”我想既然我是作为一个诗人而不是学者为人所知，也正因为我不被人视为学者，所以人们会想也许我从匠人的角度谈谈诗歌倒会有些趣味。我写诗，它是怎么发生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尤其是，写诗时我注意到了诗是什么，我诗作的背后是什么？也许有人想知道这些。结果是，我也觉得这才更有可能满足人们的期待。因此，我将会谈谈一些诗人，他们可能给了我一些影响（不过，影响这个问题似乎令诗人很是不安，就好像拿着望远镜倒着看，对批评家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来就是要这样利用望远镜的;我现在还不想立即进入这个话题，不过这个话题还是会插进来的）。我列出来要谈的诗人都是些公认的次要诗人。选择这些诗人的理由有三：首先，对于那些我自认影响过我的诗歌大家，批评文章汗牛充栋，我很怀疑我还能添加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例如，W.H.奥登，从时间上来说是早影响我的人，因此这影响也是重要的，其他人物还有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玛丽安·摩尔、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以及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多多少少还有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必须指出的是，还有一些二十世纪的重要诗人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一个人是无法选择谁来影响自己的，而是被影响所选中，当然这会导致一个人列出来的单子看起来是反的，这有点令人尴尬。影响过我的这些次要诗人，我能列得很长。我会想，大多数诗人都对经典应该是哪些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与一般的文学作品选编者的看法很少相似。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把这个讲座系列称为“另一种传统”，但随后我就后悔了，觉得更确切一点的提法应该是“别样的传统”（虽说每个诗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传统，也许更正确的说法还是把它们统称为“另一种传统”）。对我意味重大的诗人因我处于不同时期而有不同，如F.T.普林斯（F.T.Prince）、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英国诗人尼古拉斯·摩尔（Nicholas Moore）（他被忽视得令人痛心）、戴尔默· 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曾经被认为是重要诗人）、茹丝·赫希博格（Ruth Herschberger）、琼·穆雷（Joan Murray）、吉恩·盖里格（Jean Garrigue）、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塞缪尔·格林伯格（Samuel Greenberg），我还可以列个不停，但我想大家也知道我的意思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