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南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维护了联邦的统一，但不得不在政治、金融、商业等方面做出调整，并在随后多年中转变了国家公共事务的发展方向。在当代人的眼中，这样的改变被残酷的战争场面所掩盖—对于那一代的美国人而言，战争的画面给他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战争仿佛成了全部，仿佛共和党保卫了这个国家，仿佛这个国家自己从重重压力与危机中挣脱，展露出新的羽翼。然而，历史事实与亲历者眼中的真相往往并不吻合。与美国其他任何发展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幸存者口中的真相出入。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美国人民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执政党既没能拯救这个国家也没能拯救它自己。执政党做到的只是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战争期间，美国的经济和工业从未减缓前进的步伐。应新经济的需要，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1861年，在前辉格党和民主党基础上创立的共和党在两次全国竞选活动中培养了年轻的领袖。共和党失去了接受新生活波冲击的机会，而正是这种新生活使共和党作为一个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政党而重获新生。从1856年到1860年间，时代发展的特征日渐清晰，许多政治家开始改头换面。这种变化的产生与其说是源自道德准则，不如说是野心使然。林肯执政后，政治家们纷纷要求回报。19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伦理并没有将利用官职捞取私利视为耻辱。林肯总统虽然厌恶那个时代通过谋求公职榨取私利的行为，但似乎并未意识到政党分肥制与善政基本原则的格格不入。
不可否认的是，一届由共和党领导的政府承受了美国内战带来的波冲击。当时，共和党的力量还相对薄弱，林肯总统意识到美国不能仅仅依靠一个政党。因此，培养一种普遍的联邦情感就成为林肯早期政策的目标之一和整个林肯时代的关键。他不得不去考虑并调和共和党人的不同主张，从激进的废奴主义到纯粹的联合主义。在民主党方面，从强烈的民主党主战派到铜头蛇，主张千差万别。
为了赢得美国选民中的有效多数，必须考虑接纳愿意联盟的民主党人。林肯总统开始稳步放松党派限制。1862年，国会选举结果显示，当时他离成功还很远。他针对交界南部各州民主党的提案与他的总体方案基本一致。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和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都是坚定的民主党人。林肯总统对前者的容忍和对后者的支持则展现了他对属下的宽容和凡事能综合考量的用人智慧。在1864年的选举中，他不仅需要通过游说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还需要得到自己所属党派—共和党—的提名。
1864年，很多人持反战态度，认为林肯总统是个失败者。民主党和平派谴责他为军事独裁者。共和党激进派认为，他优柔寡断。就连他的内阁成员也时有不和。面对这样的局面，任何一个稍微不淡定的人都可能撑不下去。一直做着总统梦的财政部长萨蒙·波特兰·蔡斯，一方面默许支持者帮自己密谋，另一方面却并没有从竞争对手的顾问团中退出。萨蒙·波特兰·蔡斯三番五次以辞职相要挟。林肯总统都对其不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把他劝回来继续任职。直到再次被提名为总统，林肯总统才接受了萨蒙·波特兰·蔡斯的辞职申请，还想任命他为法院首席法官。
萨蒙·波特兰·蔡斯作为总统的内阁成员，却与对政府不满的共和党勾结，对政府公正构成了威胁。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没有萨蒙·波特兰·蔡斯这么能制造麻烦，但闹出的动静也不小。自1861年林肯将他从军事要职上撤下来后，他就一直心存不满。1864年5月，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召集了很多废奴主义者密谋支持自己做总统。1864年11月选举开始前，这一异动就以失败告终。
1864年6月7日，共和党在巴尔的摩召开了代表大会。萨蒙·波特兰·蔡斯未能获得候选人资格，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的威胁也已经可以忽略，林肯连任基本确定。共和党谨慎地隐藏起自己的名字并自称联邦，以争取所有维护联邦统一的党派以及所有以夺取战争胜利为要务的民众支持。这样，共和党在事实和名义上就都是联邦了。大会从交界南部各州的民主党代表团中选举产生一位忠于联邦的副总统候选人。1864年，作为执政党的共和党已经远非在1856年抗议《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组织了。它已经拥有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一个默许保护性关税的政治纲领以及一个有待完善的体制—在该体制下，只有召集代表大会才能确定代表名单。
民主党的一些过激行为无意中增加了林肯在竞选中的优势，力度丝毫不亚于共和党对林肯的支持。1864年8月，在纽约州长霍拉肖·西摩的主持和克莱门特·莱尔德·瓦兰迪加姆的掌控下，芝加哥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不再需要借反战论挫败主张与共和党联盟的民主党人了。就连对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的提名，甚至他违背政治纲领的举动，也未能改变这样的局面。到底谁会从选举中胜出还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支持联盟、反对分裂成为主题，而选民们会根据自己的希望与担忧来投票。因为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在莫比尔湾又一次获得胜利，投票一开始，这一主题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帮助联邦候选人赢得了除特拉华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以外其他各州的胜利。
在总统竞选期间，萨蒙·波特兰·蔡斯离开了财政部。在离开之前，他完成了内战财政方面的相关工作，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并为下一步的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他接受这项工作倒不是因为他是合适的人选，但很快就掌握了战时财政工作的要领。在报告中，他将国会需要遵循的财政政策基本描述出来，极力主张提高税收以满足民政、债务利息和偿债基金等各项支出的需要。他认为国家不应该逃避眼下的财政负担，战争产生的额外支出应视作联邦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做出的永久性投资，理应由后辈人承担。因此，他极力主张发行充足的债券来增加财政收入。
第三十七届国会(1861—1863)更倾向于贷款而非征税。1861年以前，美国历史上还未出现过大规模的财政危机。1831年至1861年，美国全年的财政总收入从两千万到八千一百万美元不等，战争爆发时一度高达八千三百万美元，其中四千一百万美元来自贷款而非税收。自1857年大恐慌爆发以来，财政部每年都面临赤字危机，不仅要被迫动用历年结余，还要贷更多款以应对当前需要。关税收入一直都是美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对于战前三年的财政需要来说，这些措施只是杯水车薪。
如果没有战争，美国这种混乱无序的财政状况可能在1861年就要进行整改并通过增加新税种来缓解了，况且就算采取了这些措施也不可能在1862年或1863年之前起作用。后美国还是为了应急选择了贷款。1862年，美国贷款总额达到1861年财政总收入的六倍还多；而1865年的贷款总额是1862年的近三倍之多。比起贷款，美国政府似乎更不愿意通过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因为税收带来利益太慢，而且直到战争的后一年，美国税收都没有展示出财政能力。
受美国青睐的国税种类始终是关税。辅以其他税种（不包括1849年以后的国内税和1839年之后的直接税），关税承担了美国重的财政负担。不管各党派的支持程度如何，征收关税是出于贸易保护还是为了财政收入，美国都会继续将关税视为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事实上，当时美国没有其他可用的财政收入来源。正如战争期间，美国军队要想打胜仗就必须不断征募志愿兵，财政部和国会要想将美国的应税资源用于堵上贷款的缺口就必须要研究如何征税。
1861年到1865年期间，美国关税增改多次，终于在1864年取得了1.02亿美元的巨额回报。这是进口量增大和高利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像所有经济大恐慌一样，1857年的大恐慌降低了美国人的购买力。艰难时期，奢侈品亏本出售，财政收入锐减。1861年，如果不是战争，美国的商业状况本可以恢复正常。在战争期间，繁荣的北部和西部购买了更多外国商品，根本不考虑价格因素。
关税的税率取决于税收的预期值、保护原则和强加在美国工厂主身上的税务负担。直到1863年，国内税和直接税才引起人们注意。1864年，这两种税的收入超过关税收入，高达1.16亿美元。到了186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11亿美元。消费税、所得税和其他直接税几经更改，税率不断提高，关税的一升再升均源于此。一位美国工厂主宣称，他就是考虑到在与欧洲市场的竞争中会受关税保护才继续经商，却发现自己同时还得背负所得税、以及从事商业交易和商务输出产生的沉重税务负担，只能苦苦抱怨自己所处的尴尬境遇。与他的遭遇一样，外国商人需要面对不断上涨的进口税。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关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从此基本固定下来，与其说是出于提高财政收入的需要，不如说是为了促使美国生产者继续缴纳国内税。1865年，不到八千五百万美元的税收来自于关税，2.11亿美元则来自于国内税。
就这样通过征税和借贷的方式，1861年美国财政累积了八千八百万美元资金，1862年高达5.89亿美元，1863年为8.88亿美元，1864年为14.08亿美元，1865年为18.26亿美元。1861年以前，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甚微，之后却一跃成为国际信贷的巨头之一。1865年10月，美国欠款高达28.08亿美元，影响了国际金融利率的稳定。这表明，1861年，即使是自负的美国人也未预料这一局面。其中一笔欠款险些对所有欠款的还款保障造成威胁。
1861年，美国很难找到支付贷款和各种费用的实际货币形式，这就像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一样难以衡量。因为自安德鲁·杰克逊毁掉第二合众国银行之后，美国就没有什么国家货币了，只有少量铸币。当时，造币厂都用金银铸造硬币，而把黄金作为美元的本位。根据1834年的规定，铸币的银金比率为十六比一。金币的实际价值略小于其所能兑换的银币价值。由于人性的规律，这一情况驱使人们保存良币而使用劣币，金币就成了物品交换的度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