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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可当一通人

        严复(1854—1921),福建省福州市。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监督、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纂、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后世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虽为福建人,却能说一口地道北京话,而他登台演讲时则常夹杂英语。

       1899年4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吴汝纶称之“高文雄笔”,亲自抄录珍藏。吴对其极是赞赏,为之作序,并手录副本,藏之枕中。

       1903年吴汝纶病死。严复集李商隐、陆游诗句为挽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君。”

       严复在次世界大战之前发表论述时,便称德国和日本必定会败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柳诒徵称赞严复译书,几能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

       李霁野曾对学生说,严复在《天演论》译本序言中所称“信、达、雅”3字,只有一个“信”字是必要的。如果背信而求达求雅,信必遭受破坏。

       严复译述《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8字传诵一时。秋瑾以“竞雄”为字,陈炯明以“竞存”为字,“胡适之、张竞生、李天择”之名均与此相关。

       严复译《社会通诠》,与出版商签订一项版税合同,税率高达定价的40%,为我国有版税之始者。

       严复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翻译170万字,每字均经过斟酌,可谓“字字由戥子称出”。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2年印行严复的《英文汉诂》,次使用中文横行排版,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使用现代装订法及著作权印花证,引起时人注意。

       严复《英文汉诂》里粘贴严氏“版权证”印花,此为商务印书馆试行“著作权印花”创举。

       严复遗嘱,内称3事:(1)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2)新知无穷,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3)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辜鸿铭:清末怪杰

        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惠安,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近代学者、文学家。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人,也是中国个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

        辜鸿铭生于马来西亚,求学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曾到达过日本,居住在北京。他说自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故自号“东西南北人”。

        辜鸿铭清末时在南洋公学讲课,每当上课,上下古今纵横万里,滔滔不绝,凡国外名著多能背诵。课本一字不提,只命学生每次自阅数十页。

        马建忠路过新加坡,辜鸿铭前往拜访,谈话3日。辜倾心于祖国文化,决定返国,研读中华经史。

        辜鸿铭追念张之洞,写书《中国的牛津运动》,被卫礼贤译为德文,书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新康德学三年级师生书目。

        辜鸿铭对歌德和麦休·阿诺德有精湛研究,往往在与朋友谈话中引用这两位文豪的名句。

        辜鸿铭讲中国话只会闽南话,使得学生不得不学厦门话。

        辜鸿铭回国时对汉文一窍不通。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课本,因此终识汉字比他人还多。有一次他写“非”字误将两旁的六横弄到里面去了,变成了“”字。

        有人问辜鸿铭,现在正是西学吃香,“为什么凭你这一肚子西洋学问,连一个大学讲座都保不牢呢?”辜怫然而言:“大水一到,连死猪死狗都会冲上水面来,没什么可谈的。”

        1917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开课。他天进教室就与学生申明:“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章,我进教室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要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或你们问我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学生认为前两条好办,第三条有困难。但要上课,也只得勉为其难。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素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雨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成为讽刺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某日游北京茶园观剧,有两洋人坐前排。其中一人回头见辜容貌古朴、胡子拉碴、衣衫破旧,乃以英语对同伴说:“中国人愚陋不洁,可以后座之老人为代表。”辜听了遂以英语责备:“你们来此看戏,竟敢公然侮辱华人,好生无礼!况且你们怎么就知道我愚陋?”该洋人很是难堪,复用俄语说:“不料此愚陋老头竟能说英语。”辜听了又立即用俄语痛斥之。该洋人大惊,急起谢罪,并表示敬佩。

        袁世凯死后,北京禁止演戏、宴会、娱乐3天。辜鸿铭却请戏班到家里表演,且大宴宾客。警察干涉,他说:“什么?老袁死,便不许人演戏?这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非演戏不可。”警察署要抓人,他说:“什么?我的生日不许我演戏、请客?没有这个道理。而且这戏和酒席不是我自己叫的,是朋友送的。不然的话,失却了朋友面子。”问是什么朋友,他说:“黎副总统送来给我祝寿的,不信你去问他。”

        辜鸿铭喜说笑话。张勋生日时,辜曾送其一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又谓徐世昌办了一个“四存学会”,四存者即存四,可对忘八!

        辜鸿铭善诙谐。他解“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 rest),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有女子驳曰:“女子又何尝不可将男人作手靠?女子又何以不可多夫乎?”辜答曰:“汝曾见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

        辜鸿铭精通各国文字,但穿戴似田舍翁。他在北大执教时,一天在校外澡堂沐浴,有穿西装两青年见其外貌,即用英语讥讽。辜听后默不作声,只在纸上用拉丁文写了几句教训的话,然后又用英文注:“你们若不认识上面写的那种文字,可于明天下午到北京大学来请教辜鸿铭。”嘱茶房转交。两青年见纸,始知遇到了辜教授,即抱头鼠窜而去。

        辜鸿铭称自己是“中国后一个哲学家”。他说:“我留辫子,它象征我是旧中国后一个代表。”

        辜鸿铭将他所译《论语》英译本送与来武昌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伊藤说:“听说你精通西洋文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还能行于20世纪之今日吗?”辜回答说:“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如数学之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如三三得九;至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得九。”伊藤为之结舌。

        盛宣怀向辜鸿铭索取其译《中庸》一书,以为《中庸》为经世济民之宝册。辜问:“《中庸》一书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盛反问之:“君意云何?”辜说:“贱货贵德。”盛默然而言他。

        胡适称辜鸿铭为“太老师”。但辜不但要跟胡比赛英文,后来又要上法院控告胡,因胡诽谤他和他脑袋瓜后面那条辫子。

        辜鸿铭在北大讲课时,每谈及袁世凯就大骂;袁做皇帝后他骂得更凶,到袁死后方罢休。

        辜鸿铭因蔡元培提倡新文学、白话文,便以笔名“冬烘先生”撰文讽刺他,蔡读后只一笑置之。

        辜鸿铭和同为福建人的严复、林纾初不相识。有天同赴宴会,酒酣,辜突然站起:“我如有权,必杀严又陵、林琴南以谢天下。”严假装未听见。林故意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请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辜说:“严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忘君毁国,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译《茶花女》,主张自由恋爱,故一般青年滥情放纵,唾弃伦常,使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不杀此两人,天下将不会太平!”

        辜鸿铭针对宋朝赵普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声言“半章《论语》振兴中国”。

辜鸿铭曾在外交部办事。一日同僚举办“诗钟”,题目是“不倒翁与砧板”,用分水格。辜即写下一联:“问他何事摇头脑(不倒翁);此物从来厚面目(砧板)。”




章太炎:革命元勋,国学泰斗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近现代国学大师。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人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运动,为袁禁锢,袁死后方被释放。1923年前后脱离孙改组的国民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

        章太炎在日本为留学生讲课,不用稿子,讲了4个上午,把一部中国文学史讲完,后来写为文言《国故论衡》。

        章当时写一字条与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回答说:“此君只有两元交情。”

        章太炎在日本填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

章太炎在苏州讲学,不编讲义,不带参考书,唯凭口诵手写。他能全文背诵《说文解字》《尔雅》。在无锡演讲,提出“历史是账簿,非看不可”。在常熟讲学达3个小时,其语言难懂。有一福建籍学生一字未记,却写有打油小诗一首:“满口余杭话,香烟五十支,浓茶来一碗,再讲不为迟。”是日,章的一罐大前门香烟仅剩六七支。

        章太炎曾在狱中作诗:“衡岳天人地,吾师洪大全。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时蒋百里在日本编《浙江潮》,遂将此诗特列,题为“永夜遂沈国民”。

        章太炎常收到不相干的信。那些替他办笔札的书记员往往是不复的。但章以为既有信来总得回人家,因而这些被弃的信反而由他亲笔答复。

        章太炎敬仰同为浙籍的爱国诗人张煌言,说:“生不同辰,死当邻穴。”故死后终亦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麓。

        1899年章太炎在由台赴日船上作了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指西汉刘向、清代洪亮吉和晚清康有为)他在日本要梁启超等人作对,时无人对出。1924年符鼎升在北京教书时,因钱玄同提及此联,他沉思一会,就对出了下联:“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指儒家、墨家、释家)

        1904年章太炎在《顺天时报》登报征婚。日本媒体称这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章征婚条件有五:(1)以湖北女子为限;(2)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3)要大家闺秀;(4)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5)不缠足。另外,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合,可以离婚。此条广告,南北诸报纷纷改编为新闻转载。

        章太炎与汤国梨婚后,每日督汤读《说文解字》百字。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朋友问他对未来的这位夫人有什么条件?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也就够了。”

        章太炎有一习性,凡文章佳妙,就动笔修改;不佳,则不加润饰。

        章太炎到北京,钱玄同请他写陆九渊的语录:“激后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但章以为文辞太激烈,没肯写。

        章太炎读书不讲究版本。一部《十三经注疏》只是普通石印本,因为他翻阅次数太多,竟变成活页。一次为学生讲《尚书》,稍不留心,书页散落满地,但他仍言谈自若,毫不在意。

        章太炎与吴稚晖、张继原为挚友,后发生冲突,章抄《北山移文》以告绝交。吴、张知道章傲慢,亲往其家讲和。章氏却掷刺拒见,始终不谈一句。

        章太炎1914年居北京时,正临除夕。他满怀忧郁之气写了一副对联:“门前学种先生柳;道旁时卖故侯瓜。”21年后的1935年,章居苏州阊门,过年时又重写此联。

        1917年章太炎奉命去云南,促唐继尧出师川黔,以壮北伐声势。到了昆明一看,唐管制下的地方烟雾瘴气,混乱不堪。章十分气愤,白天在门口点上红纱灯。有人见了奇怪,问他用意。他说:“四海茫茫,到处黑暗。”

        1929年上海《时报》刊载《东南文坛点将录》,仿《水浒》一百零八将,将东南名士依其声望排列座次,名天魁星为章太炎,第二名天罡星陈三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太炎赴北平,北平国学研究所请他演讲。可是章口操杭州土话,听众难以领会。为此由学生钱玄同、马裕藻担任述译,把黑板写得满满的。

        章太炎学问精深,为人正直。他上课常引经据典,谈话诙谐而兼怒骂。“九一八”事变后,他讲课的后一句话经常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又迎来石敬瑭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我国早采用标点的书。他送给章太炎一本,写有“太炎先生指谬”,“胡适敬赠”。在姓名旁,各加黑杠符号。章因不懂,大骂胡。当他看到胡的名字旁也有黑杠,说:“就算相互抵消了吧!”

        章太炎一生不知美,连自然之美也不知欣赏。有人邀请他游山,他说不知山为何物,无论怎样都提不起雅兴。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听了,勃然大怒道:“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赵熙以为来客是章旧友,为打圆场,就问:“贫与穷亦有异乎?”章道:“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之义啊!”

        章太炎相当敬仰刘伯温。他应刘后人所请,写了一篇有关刘的文章。因章不肯要笔润,刘后人特将家乡青田某山上刘之墓冢附近一块山地相赠。

        章太炎狱中索阅《瑜伽师地论》,仅蒋维乔有一册,送交于章。章在狱3年,研究法相宗,大有所得。

        章太炎为袁世凯所囚禁,在墙上悬七尺宣纸,上书“速死”两个大篆;还托人在青田刘伯温墓冢旁置墓地,自书墓碑,并写了《终制》一文以代遗嘱。

        章太炎娶媳。皆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李根源前往祝贺。章邀两人合照留念,两人都争着要站在主人之左。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对李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谁人不叫我刘麻哥?当然让我站上位。”章哈哈大笑说:“我这里不是‘麻花大学’呵,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学者连横游北京,特地前往柴市凭吊文天祥遗迹。作《柴市谒文信国公祠》,内有“一代豪华客,千秋正气歌;艰难扶社稷,破碎痛山河”句。章太炎读后大受感动,叹道:“英雄有怀抱之士。”

        章太炎(枚叔)与刘师培(申叔)在日本时并称“二叔”。章曾说:“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三二载束书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云。”

        章太炎曾对学生吴承仕和黄侃作过比较,说吴“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

        章太炎戏语其五大弟子:黄侃为天王,汪旭初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

        吴佩孚以巨幅白布自制《大竹歌》长诗,函请章太炎题诗。章作诗:“大块成天籁,因风尽鸣于;干霄何足羡,所贵在心虚。”乃讽刺其目空一切。

        章太炎曾说:“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元瑛。”

        章太炎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金文疑群经;不以赝器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

        章太炎是近代经学大师。他也深通佛学,曾引《瑜伽师地论》《华严经》等解释《庄子》,著《齐物论释》,又尝据大乘教理以批宋明理学。但他受西洋学说影响甚少,于现代社会科学更不了解。他曾附和王小徐引佛法批马克思主义学说,事实上他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都没弄清楚。

        章太炎曾说,我对于中国学术求进步有3种意见:一是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二是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三是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

        章太炎给杭州大井巷书“张小泉剪刀”5字,“剪”下省去一“刀”。老板持而请释,章说:“‘刀’明明在旁,何用再书?”此后顾客皆认“前”为真正的张小泉,其他皆假。

        章太炎写条子要仆人买肉作羹,但仆人后两手空空回来说:“你写的字,他们看了都说没有。”原来纸条上字迹潦草,将“肉”字写得与“月”字相仿了。

        章太炎写字若不满意,即置于废纸篓。这些墨迹却被仆役出售。章察觉后,把字纸戳破丢在废纸篓里,以为稳妥。不料仆役将它装贴补齐,仍旧拿去出售。

        章太炎为刘成禺《洪宪纪事诗》作序,对袁世凯称皇帝的“洪宪”年号作别致解释:“袁世凯以明太祖建号洪武。满清以太平军为劲敌,其主洪也。武昌倡议者黎元洪,欲用其名以厌胜之,是以建元曰洪宪。”

        章太炎耻笑词人作词,颠倒往返不出二三百字。其妻汤国梨云:“二三百字颠倒往返,而无不达之情,宁非即其胜处?”章无话以对。

        章太炎曾因吴稚晖袒护爱国学社事,当众拍案大骂:“稚晖,汝要阴谋篡夺,效宋仁之所为,有吾在此,汝做不到。”吴向来口若悬河,但此时默默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