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参与力
影响和决定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诸多因素中，国际文化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和考察的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对各国文化安全的影响，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作为的发展中国家和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为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提出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原则
国际文化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主要文化行为体为了维护某些利益、达成一定目标，根据一定的原则规范和体制机制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文化关系。在影响和制约国际文化秩序的诸多因素中，国家利益、国际格局、国际道德是其中三个主要的方面。判断一种国际文化秩序的性质，要看制订规则的主体，制定规则的内容，规则服务的对象等方面。当前国际文化秩序的现状亟需改善。在当前国际文化秩序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居于强势、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多种文化，如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等，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外来强势文化的侵蚀和扩张；另一方面，注重保护、振兴和发展本民族文化。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文化、发达国家的文化居于强势地位，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属于弱势文化，国际文化秩序处于一种不公平、不合理、不平衡的状态。
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原则。结合当前国际文化交流现实，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应该主要包括尊重各国自主选择文化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平等交流、尊重多样，求同存异、共存共荣等方面。从主体来看，国际文化秩序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具体表现为不同的地区、国家、民族等。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历史，就是多元文化不断生息繁衍和交融的历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人类文明史分为26种文明，提出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儒教文明是历经发展演变后传承下来的较为重要的文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当代的主要文明有七、八种，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强调每一种文化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坚持不同文化的平等地位，互相理解和尊重，开展对话和交流，以利于解决问题与分歧。平等交流是互学互补的前提。坚持平等交流有利于做到互学互补。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都表明了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相互学习促进、相互补充发展的过程。正如罗素所指出的:“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共存共荣是平等交流与互学互补的目的。坚持平等交流、互学互补，而不是倚强凌弱、互相排斥，才能在多元文化的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不断发展进步。
（二）主张各国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基于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统摄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仅自己走独具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而且主张各国无论文化实力强弱、文化发展能力大小，都有自主选择文化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一选择文化发展方向的权利属于一国主权和内政，不容他国干涉。中国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秉持这一原则，尊重多样，平等交往，求同存异。
文化霸权主义是国际文化新秩序的主要障碍。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经济上的强大、科技上的先进、军事上的优势、信息上的霸权到处宣扬和推销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霸权”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企图实现“和平演变”的阴谋。这一行为是旧的国际文化秩序的主导因素，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坚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这有利于破除旧秩序的主导力量，彰显国际正义，赢得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与支持。这里，尤其要注重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合。通过团结合作，共同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文化殖民和文化渗透，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文化权益，争取在国际社会发出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争取制定更多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规则”。
（三）致力打造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密切，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强调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报告中尤其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反映了人类共同发展的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文化支撑。“文化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支撑。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需要我们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使其上升为国际文化交流，以及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规则”。
人类当前面临诸多问题。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强调“文明与野蛮”的二元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它们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选民”和文明的模板，把其他文明看作是“旧世界”的“苦海”，其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其主导下的社会发展道路也不可能给整个人类带来福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他还指出：“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理念，如和谐、友好等，对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应建议并努力促成国际社会吸收和采纳，用于各类国际文化规则与标准的修改与制订。中国文化就是和平、和谐的代表，对促进世界文化发展有着独特的借鉴价值。“和谐”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主张在“不同”的多样化和谐中追求事物的生生不息、蓬勃发展。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把“和”视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提出“和为贵”的思想，认为和睦是重要的。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把“和平、合作、和谐”的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传播出去，坚持与各国文化的共生、共处、共赢、共荣，为国际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国际文化新秩序奠定思想基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倡议和新观点，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及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等，所有这些都贯穿着“和平、合作、和谐”的价值观，贯穿着“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理念，贯穿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这必将有利于我们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的根据和存在的价值，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现实状态和未来趋势。尤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不应该封闭保守，而应该以宽阔的视野开展对话，学习借鉴异文化的优点，从中汲取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动力。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之间，既有冲突和矛盾，又有交流和共识。各国应该搁置和避免矛盾与冲突，加强交流和对话，寻求和达成共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的旗帜，坚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繁荣进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奠定了良好的认同基础。新时期，在对外文化交往，以及推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将继续坚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坚持人类文明的多样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将通过建立、利用双边和多边、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相关合作组织，维护我国文化发展权益，宣扬、保护和倡导本国文化。将进一步支持联合国及相关所属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文化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