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 忌
今年初写过一篇短文《说“禁忌”》，是为某地日历上又印上了“宜动土”或“诸事不宜”而发的。单看这一篇，好像我不但致力破除迷信，而且从来不曾受过迷信的熏陶似的。
其实，我从小生活在一种尽是禁忌的迷信空气之中，例如：
换牙的时候，下牙掉了往房上扔，上牙掉了往地下埋，则新生的下牙、上牙都会很快地循着定向长齐；
走路的时候，如要从晾衣的绳子或竹竿下通过，务必躲开裤子、裙子一类下衣，否则……我想，是回避胯下之辱吧；
扇扇子的时候，如果一手一扇，死后会变蝴蝶……庄子化蝶，很有诗意和哲学意味，但也只限于做梦，真的下世托生为蝴蝶，还是命薄的结果；
戴两顶帽子——死舅舅，此中干系失考。
戴两顶帽子，扇两把扇子，都是小孩子偶然淘气，而大人随口编派，吓唬人，何至于以如此严重的后果示儆，甚至以为祸延娘舅呢？小孩子大概还不知死为何物，是上辈人认为死是的不幸吧——相信轮回转世，因此死后的出路和待遇都要先作关心，由此生出许多禁忌来，比如寿衣无论单夹棉，只宜穿一条裤子，不宜再加内裤，为什么？据说那样一来，就变成“四条腿”，来生只能变犬马了。好像十殿阎王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而死人服装上无意间一增减竟会影响到为人为畜的选择。人生实难，死亦不易！
不知道从谁开始，自豪地宣称“人为万物之灵”的。可惜这个万物之灵，又相信“万物有灵”，而且万物之上，三十三天上更有神灵在，于是一灵见多灵，小灵见大灵，万物之灵的人缚住自己的手脚，灵也不灵了。
树木谁不爱呢？“前不种桑，后不种杏”，桑谐丧，不吉利，种在园外尚可以，却不必种在屋前。杏谐幸，应该种在房前屋后，象征幸福了吧？偏又说“树幸人不幸”，于是说“后不种杏”，意谓可以种在门前，怕也是对这种“两头堵”的促狭的禁忌，一半妥协，一半禳解。人自己画地为牢，给自己设下圈套，又耍点小聪明，钻点小空子，从圈套里脱出半边身子透一口气。
三千年前就有“箸”字。或作筯，大约起始是用竹做的，后来富贵人家才有玉箸。据说船上人忌讳“住”这个音，把箸子叫成快儿，创出个新字，就是筷子。我小时候老北京的饭桌上还说：“夹一箸子！”当时还是箸子、筷子并称。现在人们只说筷子了。停船与箸子何干？称筷就一船如箭？聊以自慰的烦琐哲学罢了；烦琐固有之，哲学在哪里？
所有这些弄不清发明权谁属。好像只要有人出了主意，大家都愿意风从景行。小时我家东面紧靠石碑胡同（叫石碑胡同的在北京有好几条），所以叫石碑胡同，就因为在它南口，正对面南墙根上埋着半截石碑，上书“泰山石敢当”。我走过别的石碑胡同好像并没见过石碑，近经过旧居附近，这块石碑早不见了，并胡同也改名了。（邵按：八十年代重过旧地，看得不仔细，以为石碑不见了；二〇〇二年为礼士胡同拍照又去踏访，发现那小石碑还在，只是下半堙在土里。二〇一六年八月）而“泰山石敢当”碑，在全国何止万千，城市乡村，大概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见过的。这类驱邪镇宅之物，还有嵌在房脊上的铜镜，贴在门前门后的符箓。这类东西多半源于道家，但三教九流都能兼收并蓄之，中国人在顺应禁忌、于禁忌的夹缝中苟且求生存，甚至企图略施小计，变害为利，是颇有点实用主义功夫的。自然，这种战术上的小主动毕竟是防御性的以攻为守，在战略上无疑还是被动的。友人老梅（承藻），宣南老住户，解放前杂院里对门搬来个新房客，没几天，那一家宁肯牺牲了预交三个月的房租，悄没声地搬走了。原来该户姓钱，被梅家的姓氏威慑住了：“梅钱——没钱。”何等晦气！卷起铺盖，迁地为良。
禁忌常常与象征为邻，而以语言为符号。置身禁忌之下的我们的先人们，也采取了相应的象征物为对策，其中特别显示了万物之灵的语言的威力。改“箸”为“筷”属之，“泰山石敢当”属之，数不清的符箓咒语属之。
从通俗的普及版“驱蚊咒”，“长脚蚊公短脚蚊母……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云云，到请专业人员在黄表纸上龙飞凤舞写的符文，都是人们愿望的表现。也许推而广之，可以说咒语出文学，当然是原始状态的文学，首先是诗歌。不但有诅咒，而且有祷祝，从“时日曷丧”到“万寿无疆”，都不过表达一种愿望，“祷祝”二字都从“示”，可见历来就是祭桌前的念念有词。是颂是祷的歌诗，是神道设教的产物，距离“人的文学”不可以道里计的。
睡不着的时候，口念“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一种廉价的催眠的办法，易记易行。大人这样教给，不止一次试过。这可能是我平生早使用的咒语，如果也可以叫咒语的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