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论世界各民族于发展过程中均遭受挑战，有的能克服而继续进步，有的不能克服便停滞下来，不再进步。洪水是各民族遭受到的普遍、严重的挑战，有许多民族不能克服洪水所加诸的灾难，其文化便停止发展，停留在洪水前的状态。如非洲、南洋群岛、澳洲等地的土著或民族，在与现代文明接触以前，几千年毫无进步，原因即在于此。所以，大禹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绩的伟人，孟子仅将大禹与后稷同誉为很富同情心的人，何见之陋也。
——见本书P30
这个时候正是“魏有信陵，楚有春申，齐有孟尝，赵有平原”的时代，吕不韦以秦之强大亦当效法养士，乃大肆招致，有食客三千。吕不韦养的士，比上述四公子的水准高，他们不仅是一批“鸡鸣狗盗”之徒而已，其门客集体创作的《吕氏春秋》，包罗“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便是明证。王安石讽评孟尝君乃“鸡鸣狗盗之雄耳”，确是至论，但王安石大概基于传统对秦的成见，不提吕不韦养的士。其实以吕不韦所养的士，与养士流名千古的四大公子所养的士相较，就品质而言，不啻霄壤。
吕不韦门下宾客三千，济济多士，显著的是来自楚国上蔡的李斯。
——见本书P128
我们知道二十二岁的秦王能够戡定祸生肘腋的嫪毐的叛乱，并不简单。嫪毐内有大权在握的太后，外有相国吕不韦支持，权力大到“事无大小皆决于毐”的程度，如果不是秦王事前警觉，临事果决，焉能神速戡平嫪毐及其众多的党羽？处置吕不韦没有引发任何株连政局的剧变，足见秦王的手段圆通宽宥；能如此轻易地去除一个像吕不韦那样的权臣，亦足以显示秦王的政治长才。对李斯谏逐客的从善如流，对郑国渠的继续完工以及尉缭所叙述的节俭谦恭的德行，在在均足以让我们知道秦王政是一个何等人物。
——见本书P131页
多数人虽然希冀天下一统，共享太平日子，但被征服后的心理反应也很复杂。张良是韩国真正的贵族，他要刺杀秦始皇，为的是替韩国报仇。有名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显示楚人对秦痛恨之深。秦昭襄王将楚怀王的尸体送还楚国时，楚人全国哀悼，项羽入关后对秦的大肆报复，与这种心情有关。换言之，数百年政治思潮主流虽是大同主义，但亡国之恨、故国情怀很难顷刻完全从人们心里抹去。秦始皇用人，尽量不分国籍，唯才是举，但仍有很多人隐逸不出，张耳、陈余、范增等人都是例子。对知识分子而言，民族情操是不会被轻易忘怀的。
——见本书P138
陈胜起兵，火药已引发，秦的基础深厚，虽然大军全在北方防匈奴，又于南方征百越，关中空虚，但大将章邯临时发囚犯，仓促成军，也能连战皆捷。陈胜起兵不过六月，章邯便歼而杀之，叛军声势浩大的项梁也被击杀，可见秦要敉平变乱的力量仍存在。不过，一年之中，全中央政局陷于赵高、李斯的斗争中，二世虽不一定是坏人，但庸碌无能。李斯死后，由于赵高专政，名将章邯投降项羽，从此关中门户大开，以“崤函之固”，也挡不住刘邦的大军。
——见本书P147
汉高祖凝合天下各国平民的力量所建立的政府，这个大一统的政权，与秦始皇以一国之力而并吞其他各国，在实质上，在意识形态上，均迥然不同。因此秦始皇一面要积极推行天下一家的工作，一面要防止各国反叛。汉高祖以天下人而统一天下，他不必去推行什么统一的工作，只要能继续推行秦始皇已经规划好的大方针，顺应天下万众一心的和平愿望便够了。
——见本书P155
吕后僭夺刘家皇权和残忍对待情敌，与其施政无关。我们必须承认文景之治是吕后政策的延续，吕后也是汉初大一统政府的奠基者，因高祖死后到文帝继位之间的十六年的关键时期是由她主政。
——见本书P159
公孙弘为相六年，年八十终于相位。继起布衣为相的六人，均尸位素餐而已。丞相无事可做，相府破烂也不修整，到后来沦为马厩、车库或奴婢宿舍。即使如此，六人中除石庆外，皆因罪被杀。所以我们认为武帝以布衣为丞相的主要鹄的不在于破格用贤材，而在于不满政治上丞相总揽天下庶政的传统，不愿皇帝的权力有人掣肘，所以任用“布衣”作装饰品，以便一切出自宸断。这是治汉史者所不能不察的。
——见本书P163
董仲舒大概死于武帝中期，他的政治学说却深入人心。武帝死后九年（前78），就有人上书请武帝的儿子昭帝让位，终上书者被杀。十八年后（前60），又有人请宣帝禅让，亦被诛。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政治理论已为人所信崇。对于一种当时人士咸以为合理的理论，死罪并不能遏止它的影响力，它只待时机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就如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一样，王莽使五德终始说得以实现。
——见本书P174
后汉因有王莽的前车之鉴，对外戚弄权素无好感，外戚秉政自然树了不少敌人。何况在勤王的大前提下，朝臣自然乐于帮助皇帝将有权势的外戚消灭，宦官因此很受皇帝重视。由于皇帝夭寿，太后的命也不够长，于是相似的故事循环上演，殊少例外。外戚有更迭，此兴彼衰，一家倒下去，另一家又兴起来；而宦官却不然，他们自成一利害与共的集团，长幼相传，每参与一次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便增加一分历练，也增加了他们在朝廷的一些党羽。他们每立功一次，便接受皇帝的酬劳而获得一些权势，如此日积月累，宦官的势力浸渐强大，夺权的能力也历练日精。当时名流领导的“清议”，均拥皇帝而贬外戚，没有想到所拥戴的实际上是宦官。
——见本书P202—203
后汉士风重名节，对恩主报恩的观念深入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们逐渐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道义集团。郡守可自任属吏，又可选举孝廉，孝廉要向恩主报恩，属吏对主官，竟比之为君臣关系，属吏要忠于他们的所谓的“君”。有一位太守贪赃枉法被下狱，朝廷拷问他的属吏以求罪证，属吏竟以“臣不能谤君，子不能责父”作答。有一位县令闻知他的恩主要经过县境，乃去迎候，因稍迟未得见面，遂弃其官守，追见其恩主。这一类事例很多。因此，在后汉的士人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只有效忠于个人的“热忱”，这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是分裂的原动力。
——见本书P208—209
胡汉杂居的情况在边境很普遍，边境的官吏良莠不齐，压榨胡人之事常有，汉民的狡黠者勾串欺凌胡人者，亦层出不穷。胡人生性剽悍好斗，团结力强，在忍无可忍时被迫叛乱，因此自后汉末年以迄“五胡乱华”，沿长城以南各地，胡人杀吏劫城、掠财戮众之事，各地时有发生。他们的“祖国”基于自身的利害，并未直接介入，所以他们的行动都被汉室敉平。大军压境，小规模叛乱自易戡定，膺惩与报复之事，自不能免，由是官吏与胡人之间，胡、汉平民之间积怨日深。循此恶劣途径，辗转反复演进，累积百余年，胡汉间的血海深仇已成万世冤孽。这便是“五胡乱华”时，那一切大规模、残忍、暴虐、血腥行为发生的背景，也是西晋政权的定时炸弹。
——见本书P268
苻坚绝非庸碌无能之人，为皇帝二十八年，南征北讨，可谓身经百战，手创大国，何以竟一战而败，一败而灭亡，破历史纪录？……苻坚征服四方，全靠氐族团结一致的武力，而今氐族分散四方，他已失凭借，将统一天下的力量寄望于对他心怀深仇大恨的异族军队上，虽有“雄师”百万，又有何用。苻坚施行军事移民政策时，王猛已死。更有甚者，他徙杂胡十万户到关中，其中有鲜卑慕容氏四万余户，而鲜卑是他的“仇绥”，所以有人抚琴而歌曰：“远徙种人（同族）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在这种政策下，苻坚外无凭借，内有心腹之患，所以淝水战败，苻坚逃归长安，即为慕容冲聚鲜卑人十余万所逼，逃入五将山而死。与一般的对外出征不利，还可回到根据地重整旗鼓，或得苟安一时的情况迥异。
——见本书P279—280
晋征服东吴（280），吴人有亡国之恨。而今不过三十余年，征服者被逐来此地避祸，吴人当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批“亡官失守之士”的北方世家“多居显位”，对此吴人自难免不了愤恨与轻鄙。司马睿移镇建康，也曾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北来大世家据说有一百家之多，他们多统率族人、宾客、乡里、部曲等集体行动，动辄千余家。江南肥沃的土地早为土著士族所占有，新来者欲分一杯羹，难免发生利害冲突。由于权势上、情感上及利害上的冲击刺激，吴人逐渐形成一股反东晋的力量，对此，代表北方世家的东晋统治者只是“心常怀惭”不够，必须要解决问题。
——见本书P292—293
宋、齐两朝的皇帝，不是残忍不仁，便是荒诞不经，固与其出身微贱，毫无文化陶冶有关，更与刘裕的摒斥世族与只任宗室至亲的政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习染了魏晋以来破除名教、恣意纵情的风尚，而缺乏名士们飘逸清玄的生活境界，遂养成极单纯的纵情肆意的禽兽行径。这种人一旦成为唯我独尊的皇帝，自是秽乱无耻，无恶不作。
——见本书P306
中国史家传统上对“女主”当政的评价，多强调其个人生活“淫乱”，以之为评判准绳，似欠妥洽。如胡太后“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北魏后宫类似之事甚多，不只胡太后一人如此。我们认为列论女主，不当丑化其乱搞男女关系这一点。主大政的人，无论男女，均宜凭其施政以臧否之。评述胡太后、武则天或慈禧太后等历史人物，应持如此观点才公平。
——见本书P337
涂改历史总会出现漏洞。李世民在建国初期的功劳并不如实录所载之独竟全功，李渊深谋远虑、指挥若定是削平群雄的基础。至于李建成，李渊起兵前已年二十八九岁，已独当一面，李世民年幼（十八岁），生活在父亲身边。起兵后，李渊的战略是先巩固后方，后方的威胁是北方的突厥，所以委托李建成以重任，“镇蒲州以备突厥”，关东群雄素为李渊所蔑视，故命李世民出征。
——本书P375
东林党并非朋党，只不过不惧权势，敢于抗议直言之士而已；奸党亦非朋党，主要是揣摩帝王旨意，阿谀求进之徒。“奸党”彼此之间，也时有矛盾，互相攻讦诟谇。简而言之，即一群以一己眼前利害而结合的奸人而已，无政见主张，形成利害休戚的相关朋党，所以他们后来尽附魏忠贤以去东林党。
——本书P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