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曾经有多么不受欢迎，现在就有多么受欢迎。显然，电子竞技支持者持续了十几年的“自卫反击战”，开始占据上风，反对者逐渐找不到节奏。这是电子竞技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境遇。
放眼全球，从东亚到东南亚、从欧洲到北美、从南美到大洋洲，电子竞技以现代体育的方式运行着，尤其是日渐成熟的赛事与足球、篮球、赛车等职业体育趋于一致。
电竞从业者也在不断进行体育化改造：建立职业队伍、塑造商业品牌、售卖赛事门票、开发周边产品、形成产业链条。这种趋势并不会因为电子竞技“被体育接受或拒绝”“能否进入奥运会”而发生根本性转折。
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身份和不同经历的人，会对电子竞技持不同态度。
在中国，体育界保守派中的很多人，嫌弃或者怀疑电子竞技，总是态度鲜明地划清界限；受网瘾问题之扰的一部分人，对游戏、网吧深恶痛绝，恨不得将其消灭。这些态度的反面，却是电子竞技呈现出的钢铁一般现实：产业规模扩张，覆盖人群增加，介入生活更多，距离“体育”更近。
与其让电子竞技自成一体、横冲直撞，或者对其高声讨伐、避而远之，都不如将其纳入相对成熟的现代体育框架。当前更值得讨论的是，电子竞技和现代体育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丰富且成功的体育经验”去优化电子竞技，提升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正面价值。
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单一的游戏问题，也不是体育问题，而是人的身心活动往何处去的根本问题。
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们对进照相馆拍照总有担忧，“半身像是大抵避忌的，因为像腰斩”（鲁迅语）。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们想用电视来提高文化修养，却被批评家们嘲笑，“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尼尔·波兹曼语）。
为何在讨论电子竞技的开端却谈摄影和电视？从根本上看，它们有着一致之处：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和文化工具，对生活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存在着观看、接受、反馈等要素。
把视线转到体育，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况。在19世纪80年代，现代足球（英式足球）在英国流行开来，渐渐超越了橄榄球，实现了职业化。
然而，就在不远处的德国，对来自英伦三岛的“时髦运动”并不完全欢迎，反对者觉得这是一项粗野的运动。斯图加特的体操教师卡尔·普朗克（Karl Planck）写了一篇题为《粗野的脚踢球》的文章流传甚广，那已经是1898年，他在文中称足球为“英国病”。要知道，世界上早的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早已于1857年成立，1895年英国足协已经开始推行职业化。
无论是摄影、电视还是足球，这些新物种在推广之初，都要经受迥异的眼光和复杂的争论，然后再从少数人群扩展到几乎全世界。
电子竞技还有着更多不同：它以电子游戏的形式存在多年，本身早已存在于世界的大小城市甚至乡村，但却又悄然变身为一个全新概念示人。
在反对者看来，从电子游戏到电子竞技，是换汤不换药，甚至连汤都没有换；在支持者看来，电子竞技是现代体育、朝阳产业，是生活的新内容、发展的新动力、未来的新方向。
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些争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