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人死前总是会说一些惭愧的话，可是这不是电影，是现实生活。
我穿过房间，在父亲的书房（现在已经改成他的卧室）门槛处停了一下。书房里有张哈罗德·埃杰顿（译注：Harold Edgerton（1903—1990），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教授，高速摄影先驱，个拍摄彩色高速照片的摄影师。）拍摄的照片。照片上，一个苹果被子弹打穿，弹孔边缘是炸开的。
我绕进他的房间，他正倚着枕头坐着。他的腿又细又白，像两根毛衣针。五斗橱上摆着很多相框，每个都对着床的方向。五斗橱的抽屉都一样宽，后来我发现，每个抽屉里都放着他归置好的画和照片。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他醒着，似乎是在等我。看到我，他笑了。
“真高兴你能来。”他说。父亲的热情令我心软。他流下泪来。父亲生病之前，我只见过他哭过两次，一次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另一次是在电影院看《天堂电影院》，影片结束时，他哭了，我还误以为他是在颤抖。
“这是你后一次见我了，”他对我说，“你得让我走了。”
“好的。”我回应他。话虽如此，但我并不太相信，也想不到父亲在一个月左右后就会去世。我毫无头绪，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我坐在床上，陪在他旁边。
“你小的时候，我没能陪你，”他对我说，“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多相处一些。”
“没事，”我告诉他。此时此刻，他不仅身体虚弱，情感也很脆弱。我躺下来，面向父亲。
“不，不对。我没能多陪陪你。”他继续说道，“我应该多陪陪你。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都过去了。”我劝他。话虽如此，我却并不确定。我近才意识到，我其实很幸运，因为我认识父亲的时候，他还不是举世闻名，那时，他的身体很健康，还能带我出去滑旱冰。我曾以为，他陪伴别人的时间都很多，唯独陪我很少，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他看着我的眼睛，流下泪来，说道，“我对你有亏欠。”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他。在那个周末，他对我一遍遍絮叨：“我对你有亏欠，我对你有亏欠……”我在他小睡醒来时过去看他，他每次都会哭，每次都会说这句话。而我想要的，我认为他亏欠我的，是在他的家人中我应该有个清晰的一席之地。
除了每6小时就轮班的护士之外，家里只有我们父女两人。有几个人过来探望他，都是他以前的同事。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人也来看他，有的拿着包，有的空着手，在院子里徘徊。有个身穿纱丽（译注：印度妇女传统服饰。）的人请求见他一面。有个人径直走进大门，说是乘飞机从保加利亚专门来看他。侧门处聚集了一群人，先是聚在一起说话，后来就四散离去。
“你能记得自己做过的梦吗？”我问他。
我躺在他的床上，他时睡时醒。
“能。”
“你都能记得清吗？”
“大多数吧。”
“你都梦见什么了？”
“大部分是工作的事，”他答道，“梦里我总是在说服别人相信我。”
“相信你什么？”
“相信我的想法。”
“做梦时想到的想法吗？”
“有时候是。通常在梦里我无法说服他们，他们太笨了，理解不了我。”
“你的想法都是这样来的吗？在梦里。”
“是的。”他答道，接着又睡着了。
第二天，我陪他去医院输血。这件事几乎用了一天的时间，因为他太虚弱了，无法走路，只能坐轮椅，上车，到医院，下车，坐轮椅，输完血，再坐轮椅，上车，到家，下车，再坐轮椅，上床。血袋里的血又浓又暗，像吸血鬼电影里的道具糖浆似的。在医院时，他们从一个冰箱模样的机器里给他拿来加热过的毯子。因为父亲身上很凉，盖上毯子就会暖和一些，可是随后又变凉了。
我坐在房间的椅子上陪着他，耳边是机器的嘶嘶声。我不知道他输的血来自何人。我想问，却不愿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引到血袋上来。他每10天就要输一次血，每次要输好几个小时，每次输完血，他的气色就会好转一些。
“他可能很冷。”输血快结束时，我对护士说道。
“没事，我不冷。”他说。我坐在房间角落的椅子上，等着他。
几分钟之后，我再次对护士说：“他可能感觉到很冷。”我能感觉到房间的通风孔吹出一阵阵冷风。
“没事，我不冷。”父亲再次说道。我有事出去了一趟，后来护士叫我进去，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护士拿给我一条毯子。
“你父亲说你觉得冷。”护士对我说。而我自己都没发觉。
“我没能多陪陪你，对不起。”他躺在床上，又说道。
“可能是你工作太忙，所以才不给我回邮件回电话吧？”他很少给我回邮件、回电话，也不记得我的生日。
“不是，”他说道，又停顿片刻，“不是因为工作忙，是因为我生气你当时不邀请我参加哈佛的周末。”
“什么周末？”
“入学周末。我从你那里得到的只有一张账单。”他说道，突然有些呼吸不畅。
父亲说的是我的新生入学仪式。我后来记起来了，当时我还精心安排了一番，因为我的父母不愿意同时出席，所以，我请教了心理医生，又跟他们达成共识：母亲出席入学仪式的那个周末，父亲则晚几个周末再来。当时，他还觉得这样安排好。
“可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
“因为我不擅长跟人交流。”
“我真希望能重来一次，调整一下你和妈妈来的顺序。”我告诉他。
我们父女俩交恶，竟然是因为我的新生入学仪式？不太可能吧，这甚至有些荒谬。我不信！他是很聪明的，但人之将死，想要理顺俗事，不可能做到清醒的反省。我不相信一次邀请、一个周末，就能令他怀恨在心，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都对我不理不睬，还拒付我大四的学费。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自己的手相。我能过上好生活，我的掌纹就是这么说的。
……
那天晚上，我回到父亲家。他用平时召唤护士的虚弱口吻叫我：“丽莎。”盛着TPN 的背包呼呼作响，像轨道上的玩具火车，浓浓的液体注入他的血管。他倚在枕头上，双膝屈起。他瘦得吓人，我看着他，满眼都是他瘦长的四肢和憔悴的脸。
“那天说的事——”他说道。上次我们谈到了情感，他此前从未对我提及这个话题，很令我惊讶。“我想跟你说一说。我都不怪你。”他开始哭起来，“只怪当时我们不懂得如何处理，想不到那么多。我不怪你。我想告诉你，所有的问题都与你无关。”他一直等到自己时日无多时才向我道歉，而这正是我期盼已久的话。那感觉就像烧伤处淋了冷水一样舒服。
“丽莎，对不起。”父亲一边哭着，一边摇着头。他坐直了身子，双手抱着头。他瘦削了很多，显得他的手特别大，而他的脖子却太细了，几乎支撑不住他的脑袋，就像罗丹《加莱市民》雕像中的人。“真希望我们能回到从前，把一切都改过来，可是太迟了。现在还能做什么呢？太迟了。”他哭着，身体在颤抖。他的呼吸里掺杂着抽泣，我听不下去了。接着他又说了那句话：“我对你有亏欠。”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是坐在床上，靠在他的身边。即使到了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他的话。我想，倘若发生奇迹，父亲康复了，他就又会重归故态，忘了生病时悔过的这些事，他仍然将刻薄地对待我。
“没事的，都过去了。”我劝他，“如果能再来一次的话，我们会成为朋友吧？”这是个轻微的打击：我和他只是朋友而已。而事实上，在这次探望之后的几周里，以及父亲去世之后，我伤心的也是我俩错过了成为朋友的机会。
“好。”他应道，“太对不起了，我对你有亏欠。”
我把原先偷走的父亲家里的东西都还回来了，此后虽然再也没有偷过，但我仍然惦念着几件想要的东西。直到此刻，我的念头才全部消失，我再也不想偷他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