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停滞吗？：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跋
在历史领域，对“理论”似乎总是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
离开理论，只是罗列史料，则陷入琐碎材料的汪洋大海，茫无头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罗列材料再多，都不知道这能说明什么，有什么意义。如果历史仅仅是罗列过去的材料，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又有什么相干？岂非如钱穆所说，那不过是死掉的历史。
但是，如果提出理论，把史实的认识整合到理论框架中，则又难免“以论代史”之讥，为了迎合理论，强行曲解史实，削足适履。
如毛佩琦教授在序言中所说，历史不应该是任人歪曲，任人利用的对象。相信存在真实的历史，尽可能还原这个真实，应该是历史研究者的信仰。如果说历史对现实有指引作用、启发作用，那前提也是这个历史是尽可能贴近真实的。如果是歪曲的历史，即便它能满足一时功利性的需要，从长远来看，终究会带来恶果。
但是否因此可以完全否定理论，乃至刻意地回避理论呢？我觉得不应该，实际上也做不到。
在历史领域的争论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抱有传统观点的人对提出新观点的人说，你这是以论带史；然后提出新观点的人回击，你们以论带史不是更彻头彻尾吗？西方历史学界的人指责中国的学者以论带史，但问题是西方历史学界，果真是排斥理论，做到不以论代史吗？实际上当然不是。
很大程度上，以论代史的标签成了不同观点的人互相攻击的工具。实际上真的严肃思考一下，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的工具，工具本身是无罪的，排斥工具的使用，更非理性的做法。
要克服以论代史的弊病，有效的办法不是排斥理论，而是正视理论的工具性。也就是应该欢迎对历史提出不同的理论，欢迎不同学术观点的提出和争鸣。如果发现旧有的理论难以解释历史事实，合理的做法不是强行把史实附会到理论上，而是提出新的理论。不断用更丰富详尽的史料研究，推动理论自身的变革和进步，这样才能克服僵守一个理论所带来的弊病。
这与自然科学理论和实验的关系，其实是类似的。提出理论，让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和实验结果有更深刻的一致的认识，但这绝不意味着死守在一个理论上，把任何实验结果都附会到理论上。而是一旦发现某些现象、某些实验结果，无法用原先的理论给出简明的解释，就提出新的理论。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发展到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提出新的理论，绝不是意味着否定旧有理论的巨大价值。相反，旧有理论对深化人们的认识，推动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做出了无法抹杀的巨大贡献。
自然科学领域是如此，历史领域也应当是如此。承认真理的相对性，但人的认识可以通过对物质世界不断深化的认识来逼近真理。这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我的这本书，初是写于十多年前了。按我的出发点，是不抱任何成见。如果说有成见，也是一些传统的深入人心的关于中国古代如何僵化停滞，中国传统思想如何腐朽保守，阻碍社会进步的成见。但是集中一段时间看了大量中国经济史的论文材料，一些古代史料，确实发现一些主流观念自相矛盾的地方太过醒目，想回避都回避不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本书的一些观点。这个过程自问其实不是以论带史，而是以史带论。受经济史材料的激发，产生对固有成见的质疑；由这种质疑进一步形成观点，产生表达出来以澄清真相的冲动。
当然，任何观念理论形成之后，又必然会产生自己的局限和弊病。诚如方以智所言：“世无非病，病亦是药。以药治药，岂能无病？犯病合治药之药，诚非得已。”但就我初衷而言，我的书就是抛砖引玉，能给一些人带来一点启发，能不固守于成见，于愿已足。
后，向热心写序的李子旸先生、李晓鹏先生表示感谢。尤其感谢毛佩琦教授，写了一篇近五千字的长序，所展现的古道热肠和一位史学家对历史的严肃和真诚，让人由衷地钦佩和尊敬。
杜车别
2018 年 11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