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破除神话，重建事实
《白银资本》的分析截止于1800 年, 我将在此书中继续探讨19世纪的情形。我现在非常赞成彭慕兰的这一看法: “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19世纪。” 但据他的观察, 这一工作“曾被整整一代学者舍弃”。埃德蒙·伯克也写道:“为何是19世纪? 因为在我看来, 它似乎至今仍被重新思考现代世界史的工作遗忘。……我们也依然远没有能为19世纪构想出一种真正聚焦于整体世界历史的框架。” 具体说来, 对于彭慕兰所言的19世纪“大分流”, 研究现状就很让人悲观。2002 年时, 卢森堡的欧洲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 会上的讨论专注于给出对“19 世纪世界经济霸权” 的解释。这些讨论被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并被编辑成一份长达130 页的“会议记录”; 它鲜明地展现出了我们所说的那种让人悲观的研究现状。
在会议上发言的学者, 都是“世界” 经济或其他史学领域的名家, 包括摩西·阿布拉莫维茨、马丁·布朗芬布伦纳、兰多·卡梅伦、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安格斯·麦迪逊、
彼得·马赛厄斯、威廉·麦克尼尔、乔尔·莫基尔、帕特里克·奥布赖恩、罗斯托、简·德·弗里斯, 还有“会议记录” 的两名编辑等。在这次被其中一位编辑称为“具有典范意义的讨论”中, 每位参与讨论的学者, 都专门提到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独特性, 还有一位学者依旧坚称: “在19世纪中期…… [英国] 的霸权是显著的, 我认为”从六个方面来讲,“它所达到的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另外, 它的“结构性变化非常迅速, 且不同寻常”。然而, 在全部的会议讨论中, 全球政治经济体的结构、运行方式和转型, 则从未被人提及。这些学者没能认识到, 正是在这一体系当中, 英国从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 崛起为一时的“霸权” (此事并非发生于19 世纪中期), 并在三四十年之后再次衰落。在这次让人失望的会议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 人们不在手表被弄丢的地方寻找它, 却偏偏跑到欧美的街灯底下去, 在那里, 只有一小块地方被照亮了, 周围其他地方都昏暗不堪。
约翰·F. 肯尼迪告诉过我们: “真相的大敌, 通常并非谎言(挖空心思、精雕细琢的不诚实), 而是神话(司空见惯、迷惑人心的非现实)”。如果此言不虚的话, 那神话的确是够司空见惯、迷惑人心了。将亚当·斯密和戴维·兰德斯各自著作的标题融为一体——— “各国富有或贫穷的性质与原因” , 大致就是眼下有关19 世纪的世界经济在结构、功能和转型上, 如何出现“大分流”的神话般的常见“解释”。此类解释仍在被广为接受, 生命力也依旧顽强, 其实却都离谱得很。事实上, 是全球经济促成了“单一世界体系” 的兴起, “也正是在这一体系当中, [财富、收益和负熵] 通过至今尚未被人充分理解的、囊括各类国际账户在内的多边结算体系……沿着迂回蜿蜒的路线……转移到了联合王国”。
在神话又流行了60 年之后的今天, 上述情形似乎比福克·希尔格特为国际联盟分析它们时, 更少为人所理解。然而,理解这一全球体系及其运行方式, 在今天甚至变得更为紧要了, 因为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 以及战后“美国世纪” 期间的崩溃之后, 这一体系在世纪之交的当下, 正在被诸多努力恢复和重建。
我们在此书中的讨论可以沿用《白银资本》中的办法, 从挑战和打破有关19 世纪“各国富有或贫穷的性质与原因” 的一整套神话开始。不幸的是, 很多有关19 世纪的神话, 至今仍颇为流行。当然, 在本书开头的这一章当中, 我们只能以有限的证据来戳穿这些神话。足以埋葬这些神话, 并支撑起一种新解释的大量证据,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予以呈现。不过, 甚至单凭本章列出的有限证据, 已经可以使我们提出另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方案了。
有关“欧洲奇迹”的老掉牙的神话, 虽然近又被兰德斯复活和推广开来, 但它其实早已经被人破除了。布劳特、古迪、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等人, 已经质疑了它的历史真实性, 并颠覆了由它所衍生出的西方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的“科学” 基础。被质疑和颠覆的学者包括马克斯·韦伯及其无数追随者, 甚至包括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对于1800 年以前的时期而言, 破除神话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不值得再给予更多关注。不过, 19 世纪仍需再思考、再探究和再书写。
我们对19 世纪的理(误) 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这些神话统统被装进了一个有关“西方的兴起” 的大神话当中, 这个大神话则以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 为中心。这场所谓的“革命”, 被认为由18世纪后期就已开始的棉纺织行业的机械化带动, 继而在19 世纪前期由煤炭和蒸汽推进。到19 世纪中叶, 又出现了所谓的“不列颠治世”。那时的英国被认为“统治着海洋”, 且贵为“世界工厂”, 还拥有着的收入水平。因此,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 以及在前面提及的那次会议中, “英国如何取得如此成就”, 几乎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不过,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如果我们问错了问题,就只会得到错误的答案。
幸运的是, 由这一问题而生或支撑它的一些神话, 早已遭到了诸多质疑, 而且, 其中少部分已经被破除。不过, 这少部分神话也可能会复活, 甚至经由曾一度不落窠臼的学者之手, 因为此类学者终究无力做到破旧立新。除了新近出现且影响日盛的“加州学派”, 以及其他几位学术同人(下文会一一提及) 之外, 还不曾有人将整个问题倒转过来, 去探究为何西方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延续早先的进程, 或是去探究在19 世纪的哪一时刻, 世界政治经济发生颠倒, 从而使东、西方对换了位置; 在这一过程当中,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它又为何会发生。本书提出并探究的, 正是这些问题。
流传广而且至今仍被很多人深信不疑的神话如下:
有关“差距”的神话：真正的分流在何时、何种程度上发生？
有关世界经济图景的变迁, 不少学者认为质的变化发生在1500 年后, 例如沃勒斯坦和弗兰克, 还有些学者认为质的变化发生在1750—1800 年之间, 晚是在19 世纪初, 例如沃尔夫、弗兰克等人。并非如此:
1800 年左右, 世界各地的平均经济生产率、产出、人均收入,大体上是相同的。关于这一点, 实际上已经有了共识。当然, 其中还存在着一些争议, 但争议的不过是西方与东方之比是2 ：1、1 ：1,还是1：1. 2― 1：3, 以及一个更为吸引人的问题: 中国是否仍在领先于欧洲。一个世纪之后, 西欧的GDP (国内生产总值) 总量增至1800年时的6倍, 人均GDP 也增至3倍, 亚洲各地的数据则基本未变, 有些地区甚至有所下降。东西方之间的“差距”或“大分流” 是何时出现的? 过去一般认为差距出现在1800 年之前, 或是1800年左右, 无论如何, 肯定出现在1850 年之前。然而, 对19 世纪上半叶的证据做更深入的考察之后就会发现, 除了印度这个非常显著且重要的特例之外, 无论是在富有程度方面, 还是在相互关系方面,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大的变化出现。滨下武志所分析的、《白银资本》中也有所考察的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 也一直维持到了19 世纪。根据普里查德的总结, 少数富国和多数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 从1870 年的1 286 美元, 扩大到1990年的12 662 美元, 或者说, 从8.7 倍扩大到45. 2 倍。在1890 年代, 全球各地之间的联系加速恢复并强化, 各地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扩大。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1913 年。在1895 年时, 一名美国工人1 小时的劳动, 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到一名印度工人80 小时的劳动。这一比率是1880 年时的两倍。
搞清分流在何时发生, 或者亚洲(尤其是中国) 何时被欧洲(尤其是英国) 取代, 不仅对于了解过去至关重要, 对于理解现在与可见的未来, 同样至关重要。不过, 由于历史健忘症的广泛存在, 答案至今仍被遮蔽于迷雾当中。《白银资本》(1998) 整理并驳斥了轻蔑中国的史学观点, ———如麦迪逊在他的《世界经济: 千年的视角》(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2001) 中所做的那样。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 在1951 年时曾经说过: “世界贸易的中心正在逐渐转回到远东, 这是数个世纪之前它所开始的地方。”甚至是像阿瑞吉那样的当代中国通及亲华派, 至今也仍在这样写道: “经过了数个世纪的西方霸权之后, 全球经济的领导权正在从西方转到非西方的手中。” 不过, 本书给出的证据将会显示, 领导权从东方向西方的转移, 仅开始于一个半世纪之前, 而且, 仅过了一个世纪之后, 转移就开始倒转了方向。
欧洲(部分地区) 及北美的新地位, 并非早先就预定好的, 实现得也并不容易。盖耶和布赖特正确地写道: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 来自欧洲的新挑战, 与导致本地危机的诸多因素碰撞、叠加, 并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地区发展出了富有竞争力的自我改进策略, 用以巩固它们在区域内的权力, 用以抵挡或遏制外来的压力。史学界对此种情形的关注[如果有!] 聚焦在了东亚, 但此类竞争和角力的要素, 也可以在印度、波斯、阿拉伯、非洲和拉美各地观察到。
本书会列出大量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 尤其是在本章的剩余部分,以及第三章、第六章的分地区考察中。本书还将展现出, 至少直到19世纪中期, 甚至是1870 年时, 所有这些地区, 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抵挡住了来自欧洲的政治经济挑战。对此问题, 后文再详细展开, 这里仅简单总结一下就足够了。
孔华润(Warren Cohen) 也是一名修正主义者, 他这样写道:
很明显, 在国际关系史上, 19 世纪中期是一个分水岭。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 在中国至少名义上主导了数千年之后, 就此分崩离析。西方国家业已证明了其相对于亚洲的优势, 并使数量相对较少的欧洲人和美国人, 得以挫败数以亿计的亚洲人的抵抗。先进的军事技术、军事纪律和补给状的改善, 加上亚洲本土(尤其来自印度次大陆) 军事力量的引入, 极大地促成了西方的成功。
然而, 孔华润所说的19 世纪中期的分水岭, 绝不是清晰明确的。他提到的很多变化, 后来才出现。事实上, 世界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的转型, 包括其内部“北方” 与“南方” 的划分, 只是到了1850 年左右才开始出现。而且, 这一转型的广度与深度, 也不如我们过去误以为的那般。当下的流行看法和“科学” 观点认为, 在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西方对亚洲经济进行了渗透。不过, 更为详尽的考察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决不能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后果, 站脚背书, 或替它们进行辩解, 但是, 我们也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再考察, 以确定我们过去所以为的, 西方对一些所谓“传统主义”的完胜, 是否仅仅是一个神话。与此同时, 我们也可以依据相关资料,重新思考一下民族主义者对“传统” 价值的倡导与“维护”, 以及他们对“第三世界” 各经济体被破坏程度的夸大。
孔华润还给出了一种有关整个亚洲的修正主义概括。这一概括在强调亚洲日趋虚弱的同时, 还强调了它仍在持续的实力:
显然, 在中国和日本, 中央政权的削弱, 也有利于西方的侵入。到1870 年时, 东亚大部分地区都已向西方的商品开放, 并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此区域内的一些民众, 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领土, 甚至是生活的掌控, 这一点在东南亚尤为明显。另一方面, 西方构建的国际体系所遭遇的抵抗, 仍旧非常强劲。朝鲜击退了迫使其打开国门与欧美进行贸易的企图, 它所受的西方影响仅间接地来自中国。日本当时的中央政府断定, 安抚和拖延才是应对西方的“ 攘夷” 上策, 不过, 几大强藩则决定直接应战。中国因内部的纷争而陷入了困境, 清王朝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西方的支持而存续, 但它还是保住了其领土的完整性。中国经世致用的学者, 以及一些政府官员, 早就在为一场强国运动奠定着基础,以确保中国有能力应对外患。对于暹罗而言, 绥靖政策取得了成效, 而且, 因其有着圆熟的理政者, 其国民也有理由对继续独立保持希望。越南人则继续顽强抵抗法国人的帝国主义。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孔华润就局势转换所给出的日期, 并不早于1870 年, 而即便是在那之后, 亚洲的抵抗依然存在, 并实现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甚至还出现了工业的增长。
前文已经述及(本书第三至五章将对此进行更为详尽的考察), 亚洲各地在1750—1850 年之间, 实现了生产的继续扩张和收入的经常性增长, 与之相伴随的, 还有亚洲内部贸易的持续性增长。此外, 这种贸易仍旧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 而且它并非由欧洲人掌控。我们之前已经提及, 东南亚内部及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也在继续增长。而且,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货物运输, 大部分是由中国船只来完成的。另一方面, 在亚洲贸易无论在相对意义上, 还是意义上都获得了增长的同时, 欧洲往返于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航运规模却经历了下降。另外, 中国北部海域的贸易也在继续。特别是在东亚, 这个已经被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组织起来的地区(参见我的《白银资本》, 以及滨下武志的前引书), 西方的侵扰一直发生在它的边缘地带, 产生的影响也不太重要。除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之外,
这一地区所有的重要国家……从日本、朝鲜、中国, 到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 都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很久, 就已经跟区域内其他国家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通过外交与贸易关系建立,或是直接的, 或是经由中国这个中心。而且, 对于约束彼此之间交流与互动的原则、规范和规则, 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理解。这使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
此外, 海外华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先是前往海外的劳工, 继而是潮水般的商人和侨民。尽管与当地居民的冲突频现, 甚至屡屡遭遇屠杀, 华人还是大量涌向海外, 并在各侨居地区之间, 尤其是在他们的侨居地与中国之间, 充当着黏合剂的角色。
修正主义史学近年来提供的证据, 以及本书接下来的章节给出的证据, 将证明: 在东南亚、中亚, 以及包括奥斯曼帝国大部和波斯在内的西亚各地, 直到19 世纪中期和之后的一段时期, 经济活力和社会稳定都得到了维持, 甚至有所加强。在新近的印度修正主义史学看来,印度的衰落也并不是那么剧烈。当然, 这种修正并不是在为英国的殖民统治洗白。当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衰落时, 非洲内部的奴隶贸易也兴盛了起来。奴隶被更多地用在供应本地及区域市场的生产中, 也被更多地用在供出口的植物油和其他商品的生产中。伴随着这一新状况的出现, 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生产、贸易和收入都得到了增长。在拉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 民族主义政府与民族主义运动, 直到1860 年代都还抗拒着“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的入侵。
另一方面, 我们将看到, 欧洲在1850 年(甚至是1870 年) 之前的增长, 也并非我们过去所以为的那样。此外, 就欧洲在全世界的扩张而言, 修正主义史学也指出, 英国及欧洲的宗主权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刻, 要比之前以为的晚很多。例如, 凯恩(P. J. Cain) 和霍普金斯(A. J. Hopkins) 在他们的《不列颠帝国主义(1688—2000)》(British Imperialism 1688 —2000, 2007) 一书中多次强调, 构成英帝国权力的海军、贸易和金融工具, 直到19 世纪下半叶, 才真正成为有效的存在;它们能经常性地发挥效用, 则始于更晚些时候。他们还指出, 在构成英帝国权力的一般性贸易与金融活动、无形服务、商品、英镑、金本位, 以及海外投资方面, 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
如果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兴衰更替, 存在任何单一拐点的话, 依据目前已有的证据来看, 其出现的时间更可能是在1870年, 甚至是在1880年。塞米尔·艾登就将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关系转换的拐点, 定在了1880年。有些矛盾的是, 这也是亚洲的主要经济体, 尤其是日本、中国和印度, 开启其工业化的时间。实际上,更可能的情形是, 西方暂时打断了亚洲的支配地位并建立起了自己的支配地位, 不过, 这种支配地位只存在了不到一个世纪, 亚洲很快又开始返回原先的位置。大约1945 年以来, 东方经历了比西方更快的经济增长,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前者的增长率是后者的两倍。
有关西方经济增长的神话
工业革命是工业增长方面的革命, 它首先始于英国, 然后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基于新工业技术和新工业生产力的工业革命,使欧洲得以赶超世界其他地区。工业革命于1760 ( 迟1800) 年左右开始, 它的出现也主要是基于( 或为了) 国内市场。并非如此:
当时在工业革命的故乡, 似乎没人意识到他们身边正在发生着一场革命。在当时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当中, 没有一人曾意识到它的发生。亚当·斯密在1776 时没有意识到它。马尔萨斯在1798 年时没有意识到它, 他在那一年发表的有关人口/ 土地的论文中, 并没有讨论技术变革。李嘉图在1816 年时没有意识到它, 他在那一年着重分析了报酬递减法则。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让- 巴蒂斯特·萨伊也没有意识到它, 他在1828 年时仍旧预测: “没有任何机器, 能像那些不中用的马匹一样, 运载乘客或运输货物。”之所以这么多人都没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存在, 也许只是因为现实中就没发生过什么。贝利近来注意到, “英国历史学家已经在淡化工业革命作为英国或全球历史转折点的角色”。此外, “很多经济史专家主张, 在1850 年代中期之前, 工业化在英国和比利时以外地区的影响甚微”。
当下修正主义的欧洲经济史表明, 先前有关快速增长的推测被过分夸大了。德·弗里斯这样写道: “修正主义的研究已经有效地移除了有关经济增长骤然加速的核心教条, 甚至质疑了机械发明原先被赋予的重要性。” 他在自己的书中还援引了一份修正过的数据, 这份数据将1760—1830 年英国的增长率, 调低了一多半。只是在1870 年以后, 西欧的年均增长率才从1% 变为2%。在英国, 这一变化发生得早一些, 但也不会早于1830 年, 更别提1800 或1760 年了。
有关借由资本形成“起飞”的神话
通过这一时期资本形成的突然加速, 英国实现了决定性的“起飞”。并非如此:
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等人所坚持的此类观点, 早已被有关英国资本形成的资料彻底驳倒。从投资占收入的百分比等情形看, 英国当时资本形成的速度与之前同样缓慢。就当时的(再) 投资比例而言, 罗斯托给出的数字, 是不可思议的10%—12% , 然而, 迪恩、迪恩与科尔、哈巴卡克等人的研究显示, 19 世纪中期之前未曾达到过如此比例。波拉德在19 世纪中期发现了净投资(absolute investment)的更高比例, 但这仍不支持罗斯托等人的观点。克鲁泽编辑过一本有关此问题的辩论文集, 他在自己撰写的导言中这样总结道, 相反的观点“近些年越来越广泛地被经济史家接受了。与之相对应地, ‘起飞’ 伴随着资本形成骤然加速的罗斯托式假说, 则已经被大家抛弃”。不过, 克鲁泽还补充道, 罗斯托错在了时间点, 而非原理。事实上, 罗斯托全都弄错了。即便他有关19 世纪后期资本形成的观点部分正确, 继之而来的问题是,投资如果并非基于国内储蓄, 那么它来自哪里。
在18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英国资本形成中的投资数量, 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5%, 直到1790 年代, 这一数据才上升至7%或8%。即便是在19 世纪, 也只有不到1% 的国民收入, 被投资于新兴的工商企业。在1840 年代, 这一比例达到过10%的水平, 但主要是因为铁路建设热潮所致。在法国, 这一比例直到1840 年代才升至3%, 那一时期的法国也正热衷于铁路建设事业。19 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投资比例, 也徘徊在6% ~8% 之间。在所有这些地区, 政府都是投资的主要推动者, 只是其作用在英国稍小一点儿, 在德国和俄国更强一些。在德国和俄国, “政府大规模地扩张铁路建设项目, 它成了国内工业增长的支柱产业”。铁路建设既被用来扩大市场供应, 亦被用来提高市场需求, 后者正是凯恩斯主义所论及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 另一促进增长的主要途径, 是军事凯恩斯
有关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神话
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人均收入差距, 在19 世纪上半叶被迅速拉大, 并在1850 年之前, 就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并非如此:
一场似乎无止境的争论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争论的一方是“乐观主义者”, 他们认为英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 在19 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迅速上升; 另一方是“悲观主义者”, 他们不但质疑这一观点, 甚至还认为19 世纪初所经历的不是上升而是下降, 直到19 世纪中期之后, 上升才得以开始。就英国的情况而言, 悲观主义者似乎后在争论中获得了胜利, 而且, 研究欧洲其他地区的学者, 也越来越多地认为,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形亦是如此。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着重要内涵, 不过随着其他地区收入增长的证据涌现, 这一差距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成问题。
遍查有关英国“工资和价格问题的全部已出版资料” 之后, 弗林这样总结道: 几乎没有迹象显示, 实际工资在1810—1814 年之前, 曾有过或上、或下的变动, 自那以后直到19 世纪中期, “实际工资的增加也很有限”, 年均增幅不到1% 。之后涌现出的相关研究, 使所谓的乐观主义者, 也不得不认可这一估计。贝利这样总结道: “近年来的研究, 再次支持了悲观主义者的观点, 即人均寿命、营养及健康状况, 在工业化的阶段, 均有所下降。” 由此, 假设“悲观主义者” 没弄错的话, 在这一英国人均收入上涨的时期, 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了。这种情形当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在了西欧和美国。与之相比, 印度各地在经历收入下降的同时, 收入分配比例的状况基本没变, 或是变得更加平等了。此种情形稍后也出现在了中国。(对此下文有更多论述。)
假设乐观主义者的主张是正确的, 即多数英国人的平均收入, 确实在此时期得以显著提高(此情形稍后仅出现在西欧其他地区, 并未出现在南欧的大部分地区及东欧), 但任何此类收入的增长, 也仅是在微观层面上对相关个人有着重要意义, 它并不意味着世界、亚洲及欧洲经济在宏观层面上出现了多大变化。换种角度, 假设东西方在1800年左右的人均收入大致相似, 且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领先于欧洲,就像贝洛赫和麦迪逊早先的估算所显示的, 并在近年来已经被彭慕兰等人证实了的那样, 那么, 到19 世纪中期时, 大部分中国人的收入,甚至是印度人的收入, 可能依旧处在与英国人相同或更高的水平上,更不用说其他地区的欧洲人了。这也是彭慕兰的观点。就财富与收入的分配状况而言, 英格兰要比中国富裕的那些省份更不平等, 因此,后者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 也要好于前者的。彭慕兰这样总结道: “在劳工饮食方面, 中国南方/ 江南的水平, 至少与英格兰相似; 就基本食物开销在收入中的占比而言, 两地的状况也大体一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就其余45% 人口的生活状况而言, 江南的情形也要好于英格兰, 长三角地区就更富裕了。杉原薰补充道: “在[他所给出的] 表1 中, 有关中国的数据表明了生活水平的下降, 不过这得考虑到以下事实: 中国沿海地区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 实际上是提高了。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情形同样如此。另外, 中国、东南亚、日本三地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 大体上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