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1600年的欧洲
基督教罗马教会在欧洲的重大影响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罗马帝国的晚期，基督教驯服了入侵的蛮族，也在几乎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担起维持秩序的任务，但在基督教与君权结合甚至还凌驾于君权之上时，权力腐蚀了掌权的教士。罗马教皇执政教合一的权柄，不顾这一宗教的高尚教义，擅作威福，对内以酷刑镇压异端，对外发动十字军东征，操弄信徒的信仰，草菅人命。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罪行！然而，也许正因为教会如此擅作威福，少数教士又如此生活腐败，逆火回烧，竟导致欧洲历史出现转变的契机。当时封君领主们长期为教会所操弄，终于有不甘心的一派。这些进入欧洲的民族原来都是部族共同体，有其各自坚持的个别主体性。基督教本是普世性的信仰，教会代表了一种普世秩序。个别主体性与普世秩序之间如何维持平衡，本来就不容易，当部族感受压制而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时，部族的个别主体性会以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反抗教会的普世秩序，这是中古后期民族国家兴起时封君领主的普遍心态。教会的排他政策在知识分子中也引发了反感。城市中的学者、文人与艺术家，及经常周游各处的工匠群体，对于教会仪式的烦琐及教条的肤浅不再感到满足。他们开始从已经遗忘却在东方伊斯兰教世界仍得保存的古典著作中，寻找欧洲文化的源头。许多古代希腊罗马学者所讨论的问题，重新引起中古学者的注意，他们又拾起已为宗教热忱所掩覆的课题，例如“人”的价值，例如理性的思考等。对于艺术家们，艺术不应只为信仰服务，神圣不可触的神性也不应排除“美”的表现。于是，“人”也出现于神坛与教堂的宗教艺术中，例如耶稣与玛利亚，竟可以慈母与孩子的人间形象代替了刻板的神像。这一重新找回文化源头的集体志业，即是所谓文艺复兴。于是民族主义的诉求与文艺复兴的大业合流为巨大的能量，到了15、16世纪时，有些人在寻找欧洲文明的本质，有些人在重建自己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两股力量终都会反抗基督教会专断与独占的排他性。在教会内部，也有人寻求找回耶稣及其门徒所提示及信守的教义，这一势力将导致后来的宗教改革。
明清时代的国家形态与亚洲周边
历史上王朝的转换，往往会出现一段比较安定的时代。明代末期，政治不良，外患内乱，征战不断，百姓愁苦，尤其中原及淮河地区，流寇往来如风，民生为凋零。满族乘流寇之乱，入关取代明室。照理推论，国家一时不易恢复元气，然而经过一代休养生息，康熙时中国强盛胜于明代，百姓生活不恶，而且人口急遽上升，已达一亿左右，增加不啻倍数。康雍乾三代，中国号为盛世。这一快速兴盛的原因，固然与康雍乾三代君主的才华能力有关。然而，当时人心思明，汉族未必那么甘心接受异族统治，国家久久不能安定，加上对外扩张，劳师动众，所费不赀，各种变换此起彼伏。单单这些内外战争的开销，新朝如何应付？人力如何支持？凡此均不能仅靠治理的能力作为答案。我们以为，自从16世纪以来，中国依靠大量外销贸易换来财富。由于明代赋税主要为田亩，政府从来没有从国际贸易累积的资源获得更多税收，巨量的资源其实留在了东南与华南的民间，俟清代治安秩序恢复了，这一大笔财富即足够撑起一个相当规模的消费经济。同时，自从大洋航道开通，美洲作物玉米与番薯引进中国，这两种新作物可以在山地及沙壤种植，于是过去不能用作农田的土地，例如华中及西南的山地以及华北、西北的黄土高原都可种植。农田面积扩大了，足以支持更多的人口。人口与经济资源配合，国内秩序安定，不少本来无法维生的人口可以迁移到本来不能种植的地区，人口由负担转化为生产力。于是中国的经济体不仅迅速增长，而且因为消费增加，更有了资金循环的余地。清代前半段不仅有休养生息的历史惯例，而且有继长增高的历史条件。然而，清代的繁荣景象却正出现于世界面临空前巨变的时候，中国内部经历的盛世，竟不能将中国推入全球巨大变化之中而与时俱进。
北伐与十年建设
孙中山去世后，在广州的国民党已成气候，难以偏居南方的政权，居然举师北上，打垮了盘踞北方的北洋军阀政权。北伐之后，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对内对外，中国有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政府。当然，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其实号令所及不过东南地区、长江流域及沿海诸省，建国能用的资源也全在这些地区。北伐能够成功，蒋介石的国民党以为是黄埔建军的成果，桂军系统以为是该军的战功，冯玉祥系统以为是在北路的牵制等。这些不同的说法，因人而异，也许众多机缘的凑合，始奏厥功。在这些因素之外，国民党的号召代表了中国人的盼望。虽然孙中山在广州依靠地方武力，仰人鼻息，也没有可足以称道的政绩，但是他提出的理想确实不是北洋政权的领袖所能够提出，而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及城市居民向往的新境界。孙中山在广州曾系统地演绎了他的理想：中国应有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国家，而其政府则在三权鼎立的模式外，还有两个独立的权力—继承中国文官传统的监督权（御史纠弹）与人事权（考试与督责）。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弊病已受到社会主义的挑战，孙中山将自由经济与公权力节制配套的观念有其及时的特色。五四运动既是中国人国族主义的表现，新文化运动又强力地提出了革新的方向，这一运动波澜壮阔，弥漫全中国。五四运动与国民党的号召并无彼此参与的关系，却有互相呼应的效果，为北伐铺设了民意基础。
日本侵华与八年抗战
日本举国若狂，投身于帝国大事业，其狂热足以损害理性的判断。日本判断错误之一，以为中国及东亚各民族不堪一击，日本可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然后又可轻易击溃英美，揽有东亚，以完成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判断错误之二，以为不断威吓，步步进迫，中国人会慑服于日本的威力，步步退让，以此割裂中国。日本判断错误之三，以为日本领导亚洲，驱逐白人，亚洲人都应当感激日本解放大恩，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提携”。这些自我期许，在自大心情下转变为一厢情愿。日本侵华于七七事变之后，中日两国不宣而战，整场战争持续八年之久，日本无法于“**事件”中自拔，却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遂致有亡国的大灾难。中国奋起抵抗，是凭借被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刺激而加强的国族主义。明知国力还未充实，只为了去此一步便是亡国为奴。在一连串事件后，全国的民情舆论再也不允许国民政府妥协。卢沟桥事变时，日本军人还是以为中国会像过去多次那样忍耐，日本又得一次便宜。日本军人没有想到，中国居然奋起抵抗。尔后，日本全力攻击上海，中国极力抵抗，精兵良械，耗损逾半，却不再谈和。日本进攻南京，中国在淞沪一战中实力大亏，南京沦陷，日本又以为大举屠杀、**，便可以使中国慑服，失去继续抵抗的决心。但是南京大屠杀使中国人更加同仇敌忾，日本却从此背了千秋罪名。
重建价值系统
两千多年前，各处圣哲为人类界定了是非、对错、善恶种种价值，将大多数的人类带进文明开化之境。人类之异于其他生物，就在我们知道如何规范自己，如何彼此合作，如何减少弱肉强食，唯力是恃。人类也有了提升自己性灵境界的反省与启悟，遂得在顺畅时自制，在横逆时不馁，在无可奈何时宁静。20世纪开始，几个传统文化都在日益式微。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将文化的超越部分构建在独一真神的意志上，一切价值系统，都以神谕神思为基础。自从启蒙时代以来，基督教中人颇致力于修正调节，但在太空与生命科技迅速开展下，还是难以自圆其说。世界多元化，许多文化系统互相碰撞，基督教系统也难以独尊，伊斯兰教系统至今仍陷于诸多内外冲突；东方的两大文化系统，即印度文化与中国儒、道、释融合的系统，则承受西潮的冲击。于是，今天举目全球，那些古老的文化系统都渐渐隐去，前面的舞台几乎全为上两章描述的科技文化占去。科技文化今天大多有“致用”的特色，“工具理性”的成分极大，于超越性的价值还有待界定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