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秘密）失明人士的小贴士
贴士一：听到不好的消息时
不要以为自己年轻，或者乐观，或者有好看的蕾丝内衣，坏消息就不能把你怎么样。这些东西只会确保坏消息突如其来，就像一个大惊喜。
一
信使
这就是狗屁派克大街（Park Avenue）。我气得直冒烟儿，把那本《百年孤独》啪的一声合上了。在那个陈设讲究的候诊室坐着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医生才叫我的名字。然后，医生只往我眼里挤了几滴散瞳液，让我回候诊室等药水生效。那是半个小时前的事儿了，至少我想有这么长时间。因为瞳孔充分扩张，我看不清手表上的数字，也看不清书上的字。我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心烦。
这整件事儿浪费了我不少时间。除了近视，我视力没什么问题。经常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李医生（Dr. Lee）就这么说过，之后她让我来这儿，“只是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好主意，不过在候诊室耗了大半个下午之后，就不是了。
当然，我也真没别的地方可去。我刚上完大二，回纽约过暑假，几星期后要在威廉斯敦戏剧节（Williamstown Theatre Festival）开始学徒生涯。在此之前，我没什么安排。过去几天里，我在市区闲逛，在小时候那张床上睡懒觉，见老朋友，处理烦人的小事儿，比如这次来看医生。此外，我经常无法自制地大哭。
离开耶鲁之后，我没有一天不在情不自禁地流泪，那大哭的劲头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才有。哭鼻子很费时间。如果把我重读日记和撕毁照片的时间也算进去，一天的时间是不够用的。当然了，分手很不容易，尤其是次。
我要给他打电话。我盯着大腿上那本书模糊不清的蓝色书封，打定了主意。可是，等我在卫生间旁边找到投币电话时，那迟到的自尊让我的手停了下来。而且，我也没带25 美分硬币。
反正也没什么意义，我如此断定，同时喉咙里有了那种熟悉的梗塞感。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了，前天也打了，可是得到的回复总是一样的。我们的感情到头了。我和“蛙腿”（frog legs）结束了。
萨姆（Sam）在我父母家过春假时，有一天上午穿着平脚短裤，被我外婆看见了，就有了“蛙腿”这个绰号。
“蛙腿。”外婆试着低声细语。她的“低声细语”从来不是她预想的那个样子。她总是把自己设定成街头公告员模式，好像声带里有一个内嵌式的扩音器。我瞪了她一眼，她咯咯笑起来，之后又哈哈大笑。后来，这个意大利裔女人不得不坐下来，以免笑得心脏病发作。
“她说什么了？”萨姆笑着问。他父母都是心理学家，在那样的家庭长大，听到的主要都是彬彬有礼的话，根本没想到外婆是在公开嘲笑他。
“哦，她只是在逗我玩儿，说我有个男朋友。”我用手指梳理着萨姆的黑色卷发，瞪着外婆。
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开始流行一个大玩笑：我男朋友有两条女人腿。我俩分手几个月后，我才看到了这里面的滑稽之处。可是在那年夏初，我的心依然是那么痛。只要有人提到“蛙腿”，我都会号啕大哭，好像一个看到冰激凌从蛋筒里掉出去的孩子。是的，萨姆就是我的一个撒了糖屑的双勺冰激凌，不过他没有从蛋筒里掉出去。他自己跳出去了。
我是在戏剧专业必修的“莎士比亚戏剧场景研究”课上遇到萨姆的。在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阳台上那场戏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见倾心。不过，就跟那两个命运多舛的恋人一样，我们的爱情也是炽烈而短暂的。四个月后，大二结束时，萨姆和我分手了。我们争吵了几个星期，但钉在棺材上的后一颗钉子是我趁他冲澡时偷看他的电子邮件。在给一位朋友的电邮中，他说我“难伺候”“很缠人”，这让我吃惊不小。萨姆冲完澡出来时，我泪流满面，求他给个说法。
“你偷看我电邮？”他吃惊地问。我想他是次碰到这种事。
“就这一次，”我慌里慌张地说，“几乎没有过。”我看见他脸一绷，似乎主意已定。我开始语无伦次：“不过那不是重点。我们不要跑题！就是说，我太喜欢你了！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四个月！”
“好吧，你听着，”他在床边挨着我坐下来，把手放在我胳膊上，“你很好——”
“不！我不听！我不接受你这话！”
“妮科尔，行了，让我们——”
“求你了！”
“你就不能——”
“求你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男人喜欢不要脸的疯娘儿们。我看他对我施展的魅力无动于衷，就瘫倒在地上痛哭。我号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以至于我时不时地喘不过气。这使我心里一阵痛苦，因为我完全明白了：萨姆看着我哭得喘不过气，那就不太可能跟我彻底和好了。
对女人来说，那是一个彻底放松的时刻。
暑假回纽约后，我继续慢慢体味着情场失意的煎熬。我看到的每一样小东西——全麦黑面包圈啊，地铁上齐兹莫尔医生（Dr. Zizmor）的广告啊，都让我想起萨姆。连诊所的“男厕所”标志也会让萨姆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他以前经常使用公共卫生间。上帝啊，我太爱他了。望着女卫生间镜子里模糊的自己，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这头发没治了。天气又热又潮，本来很漂亮的齐肩长发跟纱线一样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我用手把头顶拨拉得蓬蓬松松，但马上就陷下去了，软塌塌的。我从维密（Victoria′s Secret）内衣店走过来，只走了很短的距离就出了很多汗。睫毛膏晕得污迹斑斑，眼睛下面全是连遮瑕膏都盖不住的圆圈。不过，在那些圆圈和睫毛膏之间，我的眼睛倒是闪闪发亮。
现在，我的瞳孔扩大太多，虹膜显得很黯淡，剩下的只有周边细细的一圈浅褐色。那就像一个变音符，一条分开眼睛黑白两部分的界线。连绵不断的黑色部分反射光线，使眼睛闪闪发亮，仿佛眼睛自身就是一个光源。我的眼睛又大又圆，但缺乏颜色，简直就是处于被催眠的状态。
真希望萨姆能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会彻底跟我和好的，我想。
我有整整十秒钟没有想他，创造了一个记录。我回到候诊室的座位上，继续盯着墙壁发呆。在返回的路上，我表扬了自己。
我真应该晚点儿安排这件破事儿，我不在状态，让李大夫和她那的细致见鬼去吧，我想。
我13 岁时，中学标准眼科检查没过关。此后好几年，我一直让李医生给我看眼睛。李医生是爸爸的同事，跟我看过的所有医生一样。她的办公室离爸爸那所位于布鲁克林高地（Brooklyn Heights）的心脏病诊所没几步远。妈妈就在那家诊所里当办公室主任，同时身兼医师助手和顾问。妈妈很喜欢让我未经预约就可以见到医生，考虑到这一点，李医生办公室的位置就太方便了。妈妈说，她出面就是为了让我得到VIP 治疗。（“不然的话，你还不得把一整天浪费在候诊室里啊！”）不过，我觉得她就是在做试验，看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不得不请求心理干预前能忍受多大的羞辱。我在皮肤科诊断室看病时，她风风火火走进去，不带姓地叫着医生，请他给我解释一下，只要不吃巧克力就根本不会长任何黑头。我都已经慢慢习惯她这种风风火火了。所以，当我次检查眼睛时，李医生给我开隐形眼镜验光单，妈妈则像个纸上谈兵的眼科医生一样发表没完没了的意见，而我甚至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尴尬。
“太奇怪了，因为我们家人的眼睛都很好的，没谁戴眼镜。不过，你知道吗？我都跟她说了，如果她还是在黑暗中看书，眼睛就毁了。这孩子，就是个书迷！我意思是，别误解我，看书当然是好事。可是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好事也不能做过头了！我不想说这些，真的，我不想，可是我说的是对的啊。是不是，埃莉诺（Eleanor）？”
“她只是有点儿近视，”李医生说，“戴上隐形眼镜就又好好的了。”
............
出事了，我意识到。肯定发生什么事了。
后，霍尔医生摁了一下笔端，把笔尖收了回去。他把身子探出诊断室，召唤护士。
“安排她做一个ERG。”他吩咐说。
“那是什么呀？”我小声问。我不再生气了。我会乖乖的，我会百依百顺的，或许这样他会喜欢我，告诉我可以走了，一切就都好了。
“视网膜电流图测试。测一下视网膜对光的电反应。”他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做完后，我看一下结果，咱们再谈一谈。”
我跟着护士进了另一间诊断室，她往我眼里滴了更多的药水。之后，她拽过来一台机器，很大，很难看，有很多电线，红的、蓝的都有。
“我要把这些电极放到你眼睛上。”她解释说。
我猜想着这种毫无感情的说话方式是否顶用，人们会不会说“好，随便”呢？我把手举在胸前，表示“停”。
“电极？”我重复了一遍。
“是的。基本上就是附有电极的隐形眼镜。”她安慰我说，“别担心，你的眼睛已经被麻醉了，不会有什么感觉的。”
你用不着看好几次医生才明白自己不能相信他们这些“台词”。电极没有引起疼痛，但很大、很重，让我不自觉地眨眼。很不幸，我认为这个测试在设计上有一个严重缺陷，因为每次眨眼，电极就会“啪”地蹦出来。然后，护士就会责备地叹口气，再把电极塞回去.她先是给镜片抹上黏糊糊的东西，我想目的是让视网膜导电吧。那黏糊糊的东西让我不停地流泪，于是我就又要眨眼睛了，然后这整个过程就得重新开始。
我试着假装这是个游戏，就像我小时候玩的瞪眼比赛。但是，用这种怪异的痒得要命的隐形眼镜把我双眼一直撑开，这个过程太残酷了，一点儿也不像儿童游戏。我还得跟脸部肌肉抗争，它们合起伙儿来要把眼皮合上，把异物排挤出去。我努力不去想《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我努力不去想闭上眼会有多快乐，哪怕就一会儿，那肯定就像在酷热的一天让凉水流进喉咙一样过瘾。
所以，护士错了。我有感觉，各种感觉，而且没有一种是好受的。
“我需要你停止眨眼。”部分是命令，部分是责怪。
“抱歉，”我说，“我正在努力。”
但是，我忍不住又眨眼了，又一个电极蹦了出来。
“你越眨眼，我们在这儿的时间就越长。”她刻意往那个刑具上又挤了一些新鲜黏液，把它又塞了回去。
我使劲儿咽着口水，不让自己哭出来。如果眨眼都让她这么不高兴，想象一下，如果我突然大哭起来，她会怎么勃然大怒吧！我突然想到，我那天早上涂了睫毛膏，这可能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不过，当时我预想到了眼药水和手电筒，就没想到电极。
终于，护士做完了自己该做的工作，递过来一沓纸巾，让我擦掉眼里流出的黏液。我让上眼皮垂下来，享受那种凉爽而安静的、什么也不用看的舒适感。想闭眼睛就闭眼睛，那真是一种很棒的奢侈享受，原来我完全把这种享受看作理所当然的事儿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我想。
护士抓着我的胳膊，带我回到了个诊断室。我的眼里全是药水和黏液，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又坐到了检查时坐的椅子上，闭着眼睛，不再如释重负，而是有了不祥的预感。
“也许一切都还好吧。”我这样提醒自己。一直都没有坏消息。可是，在这个想法后面还有个“然而”，而且我知道自己应该做好了应对冲击的准备。
我听到门开了，有个胖胖的身影一摇一摆走了进来。霍尔医生拿着打印出来的视网膜电流图，看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开口了。
“现在，我想让你记住，在这里，我只是一个信使。”他说，“不
要朝信使开枪。”
“什么？”我问。
“你患有一种退化性视网膜疾病。”他停了一下，等我回答，可是我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所以他接着说下去。
“这种病叫色素性视网膜炎，是遗传病，虽然你们家里没人有这种病。你视网膜里的感光细胞，也就是把光转化成电脉冲传到大脑的细胞，正在死亡。”
他停了一会儿。
我不应该一个人在这儿，真希望妈妈也在这儿，我想。
“这种病开始的时候，通常是破坏视杆细胞，它们负责夜间视觉和周边视觉。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你会撞到东西上，为什么晚上的视力会出问题了。视锥细胞，也就是负责中心视觉的细胞，会衰退得晚一些。至于会晚多长时间，要看患者的个人情况。”
有泪水从黏液处顺着脸庞滑落下来。我没有哭。我觉得把这一点告诉医生很重要。
“我没有哭，”我说，“是因为黏液。”
“我明白。”他说。
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我将要失明了。
“哦，请记住，我只是那个信使。”他结结巴巴地说。他似乎很紧张，让我不安。
我无法想象这会是传达坏消息的标准礼仪。在医学院病床边礼仪入门的课堂上，教授似乎不太可能告诉那个年轻苗条版的霍尔医生，一定要在诊断书上用“不要朝信使开枪”这句话来做点缀。这个小丑真的是持证上岗的吗？在传达不幸的医疗消息方面，我比他要更在行。无意中听到爸爸打电话时说的话，还有看的黄金时段医疗剧，都让我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我说了，每个人失明的速度不一样。”他接着说，“有的成了法定意义上的盲人，有的仍有光觉，其他的就彻底失明了。有的失明更快一些。很难预测。到目前为止，你的速度相当缓慢，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它就这样下去，希望你在十年后，也可能十五年后还能剩下较强的视力。”
我的视力已经产生有效期了。这好像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么说，答案就是肯定的了？”我挑明了意思，“我就要失明了？”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怎么说？”我顶了一句，没必要再保持礼貌了，“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比喻，对吧？我没有失去判断力。我就要失明了。”
霍尔医生什么都没说。
“那我可以吃什么药呢？”我大胆地问了一声，“或者我需要做手术吗？”
“遗憾的是，在这个时候……”他说。他的声调从乐观变成遗憾，已经足以回答我的问题了，也足以让我不再听下去了。没办法治，也不用治。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灾难，一种老式的磨难，一旦掉进去，你就完蛋了，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的心情加速下降跌入绝望深渊时，我有那么一刻抓住了“怀疑”这段断崖。
“你怎么那么肯定？你怎么那么肯定我就有这种病？”
霍尔医生展开那张打印的视网膜电流图，递给了我。虽然模模糊糊的，但很容易识别。它差不多是一条直线。
“它原本应该是一条正弦曲线，”他说，“有上升和……”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正弦曲线是什么意思。”
“它应该显示出视网膜对光做出反应时电活动的高峰。”他解释说，“可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们看不到那些高峰。”
这张图上本来应该有波浪线的，现在却是一条平平的直线。我盯着那条直线，知道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看法了。
“这会影响你的生活方式，”霍尔医生接着说，“但在一定程度上，你还是幸运的，因为你的病情还是初始阶段。当你选择职业、住处和伴侣时，都要考虑这个因素。”
我闭上了眼睛。霍尔医生消失了，和他那张有直线的图以及他身后那张视力测试表一块儿消失了。眼睑后面倒也不是黑暗，只是一片虚无。我不知道失明是否就像现在这样。
“你今后会想做出改变的。”我听见霍尔医生说。我睁开眼睛，发现他身子前倾，专注地看着我。
“你明白吗？”他问。
“明白。”我说。
但是我不明白。我他妈一点儿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