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的初版，转眼已过去15年了！
让一个研究者回头再来细读自己多年前写的旧作，并且同意再次出版，其实是件蛮困难的事。作为一个研究者，总是希望自己在不断成长进步，对历史的认知，按道理也应该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更加深入，所以不断推出新著，以“新我”去超越“旧我”，才是研究者应该去努力的工作。
因此，当本书责编找到我，希望重版这本书时，我确实有些犹豫。但后还是答应此事。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初版时只印过一次，所以市面上早就买不到，经常有朋友跟我要书，我也无法赠送。再版后，如果朋友还有兴趣读，找起来可能方便些。另一方面，本书初版后，朋友们陆续告诉我书中有一些文字错误，我也希望能借重版的机会予以纠正。因此，本书写作架构虽仍能成立，书中对历史的重建与讨论亦大致仍能自圆其说，但是为了更能反映笔者的想法，将一些章节标题作了微调，并校正了明显的文字脱漏或衍误。另外，初版时，本书排版上限于丛书系列格式采取页下注，现在也改为章末注，或更便于阅读。
2004年，当此书正在编辑之中，我所写的另一本小书《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先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问世后9年，我又出版了《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一书。有友人询问三书之关系为何？我的回答是：《在商言商》一书描写的主要是近代中国商人群体之共相；《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则是对其中某一时期商人与政治关系的特写；《政商中国》一书，更多是描摹了某一类商人的特质，并进而想突破单纯商人的范围，从“政商”这一特殊角度勾勒出20世纪中国的潜在支配结构或历史线索。希望能通过这三本小书，增加读者对20世纪中国商人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
当时之所以将拙著标题定为“在商言商”，其意是认为通常商人不大可能主动去参与激烈的政治活动，而学界惯用的“资产阶级“标签也未必能套用在近代中国的普通生意人身上，因此，在考察一系列政治事件中商人的行动之后，我以”在商言商“四字，来概括政治动荡中近代中国商人的普通面相。当然，亦有学者用“政治疏离感”，或“政治冷感”等词汇来形容商人在政治上的无欲求，或排斥心理，但究其本质，商人求利乃自然之事，除非制度上或日常实践中有成熟且安全的政治参与环境，否则要商人冒着业产荡尽的风险来投身政治，无论是出于真诚理想，还是投机心理，从者必然寥寥。当然，身在商界，但却热衷政治，甚至有志于此者，或也有其人，但从“共相”的角度来看，对20世纪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史而言，可能“在商言商”仍是一种更稳妥一点的归纳。
指近代中国商人之共相为“在商言商”，并不否认历史上确实存在那种愿意去投身政治之人。有时这两个面相会存在于同一人身上，并行而不悖。如笔者研究多年的近代巨商虞洽卿，当他代表商界共同利益向政府提出诉求时，或他为了保护个人商业利益避免受到政治侵害时，他亦可能与普通商人一样“在商言商”。但是，当时代环境变化，尤其是政治动荡之时，虞也有可能主动接近某派政治势力，或某位政治要角，在政治上支持他们，一方面是自保，一方面也是想从中获得个人商业利益方面的回报。所以，此时，其“政治参与”或“政商化”的特性便显性化表现出来。其实“共相”与“殊相”经常交织存在于历史人物身上，我们在分析时便要努力将这种不同的面相分开来讨论。
本书初版之时，封面上曾有这么一段话：
“中国资产阶级”，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然而，这个词语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呢？想象出来的幻影，还是历史的实像？近代中国历史上城镇里大大小小的生意人，他们真的构成了一个有政治企图的阶级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们与政治间的关系？
这几个问题，在这本书写作之时，一直萦绕在本人脑海中。今天来看，我仍然认为，在讨论“阶级形成”，特别是估计某“阶级”与政治经济演化的因果关系时，历史研究者仍然要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无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流行的”资产阶级“，还是八九十年代被频繁引用的“中产阶级”，其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使用，可能都存在商榷的空间。如果要将这种源于西方经验的名词，用来分析中国的实际历史，研究者可能要花更多细致功夫去做证实的工作。
历史之网，终究是由人的行为与观念等编织而成的。研究历史，当然主要是研究曾经或仍然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们曾经有的实际经历。那么，我们对历史的分析，便要尽可能去接近人们日常生活的实相，唯有此，对历史经验的解释才能更接“地气”，亦有更多“人气”，其可靠性也会更强一点。如果我们希望对某个群体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或藉此来探究20世纪中国历史嬗变的线索，那么，我们唯有不断深入研究各种个体人物的实际经历，进而努力辨识出所谓“共相”与“殊相”究竟为何。从这点来看，尽管既有著述已很丰富，但对中国商人历史或20世纪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后，依然要再次谢谢曾为本书写作提供过一切帮助的师友！本书再版，要多谢上海教育出版社戴燕玲编辑策划并费心校稿。当然，如果全书仍有讹误，仍由作者负责。
冯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