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感激他们——《名作家记》自序
在首都文学界纷纷庆祝《十月》创刊四十周年、欢度这一文坛节日之际，不禁回想起1977 年夏天，我、王世敏、章仲锷仨人，在山东济南南郊宾馆商议出版一本大型文学杂志，以打破封冻的坚冰，吹响文艺的号角，迎接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到来。
当时想了许多刊名，先后提议的有《东方》《东风》《首都文学》，全被否定，后王世敏想出《十月》的刊名。我眼前一亮，说这个名字富有意义：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在193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 1949 年 10 月，打倒“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章仲锷也赞同，说“十月”还能表示金秋丰收的喜悦之情，以此园地迎接作家们归队后的创作高潮。我们仨人决心做个吃螃蟹的人，冲出禁区，思想领先，让新办的刊物走在时代的前面。
王世敏当时是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他办事果断，有权调配人力，回京后立即挑选黎汀等人筹备班子，组织稿件，请故宫博物院书法家写刊名。经过一年多策划，《十月》创刊号（当时以书代刊），终于1978年8月问世。这是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后出版的个大型刊物，新华社立即播出通稿，将这一重要文学消息昭告全国读者。由于期登出了茅盾、臧克家、杨沫、李准的稿子，由我编发了刘心武冲破禁区的小说《爱情的位置》，由黎汀在“学习与借鉴”栏目里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后一课》等赏析文章，故刊物大受欢迎，各地读者奔走相告。
紧接着佳作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于《十月》编辑部：丁玲的《“牛棚”小品》、黄宗英的《大雁情》、王蒙的《相见时难》、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汪曾祺的《岁寒三友》、蒋子龙的《开拓者》、冯宗璞的《三生石》、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白桦的《苦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季羡林的《天雨曼陀罗》、理由的《痴情》、陈祖芬的《经济和人》、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孙犁的《书的梦》、巴金的《致〈十月〉》、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张贤亮的《绿化树》、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安忆的《荒山之恋》、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陈建功的《鬈毛》、 梁晓声的《雪城》、高行健的《车站》……好稿多得用不完， 佳评如潮。当时《十月》刊发的许多中篇小说被人转载，并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广播剧、京剧、评剧，导致《十月》发行量节节攀升至六七十万，成为当时一百多家文学刊物中领队的大雁。读者来信堆积如小山，只能用一条条麻袋来装。公众场合常能听到人们议论《十月》新发的作品；高校图书馆管理员常提出要添购《十月》，以满足大学生急切的阅读需要；湖北一位作家作品获奖，宝贵奖品竟是一本《十 月》。《十月》成了文坛的精神高地，全国有百多家杂志， 强烈要求和我们交换刊物。1981年春天、1983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两次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共有三十部作品获 奖，其中就有十部中篇小说都发表在《十月》上，得奖数竟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巴金老人在 20 世纪80年代初，专门撰写《致〈十月〉》一文，表扬“《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 刊物”。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于2003年12月初写的《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中说：“《十月》走在当年思想解放潮流的前面，也走在艺术解放潮流的前面。”“发表在《十月》并获得佳评的那些作品，不仅记载着一个时代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记载着一个时代艺术所达到的精度。”
我经历了《十月》从创办到全盛的黄金时期，因而我和众多作家有了频繁接触、深入了解的机会。我常和他们通宵达旦地畅谈，国情民情、人生经历、创作甘苦，无不涉及。熟悉了，成了挚友和知音，就向他们约写使他们激动、难忘、擅长、拿手的题材，因而常能创作出超水平的小说，使《十月》在众刊中独占鳌头，大放光彩。
时光流逝，人生苦短。从80年代至今三十多载过去了，“当时共我夜语人，点检如今无一半”。我和他们打过交道的、给《十月》写过稿的，如茅盾、巴金、丁玲、冰心、邓 拓、汪曾祺、孙犁、徐迟、季羡林、钱钟书、杨绛、冯牧、 陈荒煤、吴伯箫、李准、林斤澜、冯其庸、刘绍棠、骆宾基、张贤亮、张一弓、张天民、张笑天、余易木、章仲锷、史铁 生、程乃珊、苇岸、胡冬林、张弦、张玲、秦志钰……先后离世。我时常怀念他们。
回忆往昔，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前辈们的嘉言懿行、为人为文，足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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