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滋养型父母的五种角色
现在的父母们，其实并没有纯粹地在当父母，他们还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他们在当老师，与之相对的是，孩子的身份变成了学生。作为老师，他们不停地教育孩子，学习这个，学习那个。 他们在当教练，与之相对的是，孩子的身份变成了运动员。作为教练，他们不停地训练孩子，练习这个，练习那个。 他们在当导演，与之相对的是，孩子的身份变成了演员。作为导演，他们不停地指导孩子，这样表演，那样表演。 …… 但是，当孩子变成了学生、运动员和演员，孩子就消失了。父母一直在主导、控制一切。而孩子没有一点发言权，不被允许自由发挥。 孩子作为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全是老师家长说了算。 孩子作为运动员，练什么，怎么练，练到什么水平才可以，全是教练家长说了算。 孩子作为演员，演什么，怎么演，演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全是导演家长说了算。 …… 甚至还有的家长，简直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雕塑家，面对孩子，完全把他当成了一块石头，硬是要雕出自己想要的模样。可孩子毕竟不是无知无觉的石头，家长的强制施工，肯定会给孩子造成重大的身心伤害。 这其实是控制型父母的典型做法。要想成为滋养型父母，首先必须放下控制孩子的一切的心态。 沙法丽·萨巴瑞的一首诗可以给父母们有益的提醒：
我的孩子不是供我作画的画架， 也不是供我打磨的钻石； 我的孩子不是让我炫耀的奖杯， 也不是我的荣誉徽章； 我的孩子不是一个想法、期望或幻想， 也不是我的倒影或遗产； 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傀儡或计划， 也不是我的奋斗和欲望。
我的孩子在这里摸索、踉跄、尝试、哭泣、 学习、闯祸、失败，再次尝试； 我的孩子聆听着成年人听不清楚的鼓点节奏， 跳一曲自由的舞蹈。
我的任务是站在一旁， 相信无限的可能， 治愈我自己的伤口， 装满我自己的水桶， 让我的孩子飞翔。
这首诗也可以看作是滋养型父母的一幅素描。那么，具体而言，滋养型父母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滋养型父母的任务可不轻松，他们需要学习并做好以下五种角色：安全基地、情绪容器、天然权威、超级玩伴、冲突陪练。
安全基地
先来看种角色——安全基地。 安全基地的概念源自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开创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依恋是指婴儿与养育者之间的情感联结，能够为婴儿提供良好情感联结，并满足婴儿的安全感需求的主要抚养者就是婴儿的安全基地。 滋养理论中 “安全基地”的内涵与鲍尔比初的定义有所不同，鲍尔比所定义的“安全基地”主要是指父母为婴儿期的孩子所构建的一种安全的所在，而本书所定义的“安全基地”则是指父母为孩子提供横跨一生的安全所在，并非仅限于婴儿期。 安全感是人类的元需求，一切其他的需求都是从安全感需求衍生出来的（这一观点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明显不同，详参《子宫理论》）。安全感是一种感受，我们把安全基地放在滋养型父母五种角色的种，就是为了体现“感受”的基本前提。 鲍尔比关于养育的核心观点是：[13] 父母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基地，让孩子安心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他知道，那里永远对他敞开。当感到痛苦时，他可以在那里得到平静；当受到惊吓时，他可以在那里得到安抚，使自己的身心得到滋养。 当孩子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时，充满了不安全感。在妈妈的子宫里，孩子无忧无虑，温暖滋润，什么都不用操心。但是当他光溜溜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后，寒冷饥饿，迎面袭来，还要学会自己呼吸。如果不发出声啼哭，还会有人打他屁股非得让他哭出声来。这简直就像从天堂来到了地狱。孩子要适应这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离不开父母的呵护。所以，安全是婴儿的需求。没有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这个幼小的生命根本没办法继续存活。即便婴儿得到了限度的照顾活了下来，如果缺乏充满温情的安全呵护，孩子在长大之后，也会遭受严重的情绪困扰。 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严令禁止堕胎。很多年轻女性不得不铤而走险去违法堕胎，这造成了极高的孕妇死亡率，使得很多孩子刚一出生就变成了孤儿。成千上万的儿童被遗弃在拥挤不堪、无人照管的公办孤儿院里。这些孩子失去了基本的人际互动。到了1989年，堕胎禁令被废止，成千上万的孤儿被跨国收养。 结果发现，在6个月大之前被收养的儿童成长良好，大多得到了正常的发展。然而，在6个月大之后被收养的孩子中有很多人，在情绪和智力方面的发展明显滞缓于正常儿童。到了11岁的时候，他们在智商测试中的平均得分只有85分，比正常儿童平均要低15分！随后，当他们进入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出现了很多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14]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时间点——6个月。 当婴儿6个月大之后，在安全呵护上的疏忽将会导致孩子形成不安全依恋，进而影响到他的感受系统的正常发育。一项关于领养的研究显示，满半岁（6个月）但不足1岁的孩子比未满半岁的孩子更抗拒新妈妈。[15] 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通过实验观察，将依恋的类型分为安全型依恋（secure attachment）、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矛盾型依恋（resistant attachment）几类，后来的研究者又发现了一种混乱型依恋（disorganized/disoriented attachment）。[16] 安全型依恋 孩子喜欢和主要抚养者（一般是妈妈）在一起，将妈妈作为探索外部世界的安全基地。当妈妈离开后，孩子会停止游戏，表现出不高兴。妈妈一回来，会和妈妈亲昵一会儿，然后继续自己的游戏。这是感受系统正常运作的表现。 回避型依恋 孩子很少表现出分离抗拒，对妈妈的在场、离开和返回均不在意，甚至有意回避或忽视妈妈。这是感受系统受到严重伤害的表现。 矛盾型依恋 孩子表现出强烈的分离抗拒，希望和妈妈保持接近，但对妈妈的主动接近又表现出抗拒，特别是在分离后重聚的时候。这是孩子在感受系统受到伤害后，表现出愤怒抗争的态度。 混乱型依恋 孩子的表现不一致，杂合了回避型依恋和矛盾型依恋的特征，但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孩子可能既打妈妈，又亲吻妈妈；有时会眼神空洞地发呆，有时会歇斯底里地大哭。这是感受系统遭到严重伤害的表现。 依恋类型将会贯穿人的一生，当妈妈未能如期成为孩子的安全基地，不能为孩子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孩子的人生之路必将十分艰难。 约翰·鲍尔比甚至指出，母子长期性或经常性分离是“形成犯罪人格的罪魁祸首”。他的依恋理论在刚提出来的时候，因为将描述重点放在母亲身上而广受误解。英国心理学家安德里（R.G.Andry）就曾这样理解：“鲍尔比博士提出的‘母爱剥夺’这一概念，表明儿童成长过程中危险的致病因素就是没了亲生母亲，经受剥夺式分离。”但实际上，鲍尔比说的不是一般的儿童，而是幼儿；说的不是一般的分离，而是长期分离；说的不是限于亲生母亲，而是主要抚养者。[17] 一般来说，在婴儿初期，妈妈一定会精心照顾孩子。所以，大部分孩子能够形成安全型依恋。但是，绝大多数父母忽略了一点，孩子对于安全的需求是一个长期的需求，甚至可以说是一生的需求。 鲍尔比在几十年后也特别指出，安全基地，是儿童、青少年或成人都可以反复离开这个基地去探索，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返回。[18] 这是非常重要的。父母要始终如一地做孩子的安全基地。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说的，真正的父爱或母爱，绝不是什么得体地退出，而是始终如一、得体地存在。 在安全基地里，孩子可以做任何事，注意是任何事！那些在外部世界不被允许的任何出格的事。当然，那些触犯人类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事要被极其慎重地除外。 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当孩子稍微大了一点，父母们就开始充满责任感地去管教孩子了。可是，不得其法的管教往往是以牺牲孩子的安全感为代价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父母们总是喜欢指出孩子的每一个小错误，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改正。这种对于错误的强调，就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感觉：只有自己变得十分完美才能够被父母接纳。这就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让他们变得胆小怯弱，不敢去尝试新鲜事物，不敢去冒险。 还有的父母发现，孩子越长越大后，越来越不愿意把内心的话告诉他们。这里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孩子缺乏安全感。因为孩子从以往的经验中得知，如果把自己真心话告诉父母，往往会被父母责骂、嘲讽，甚至是更严厉的惩罚。 所以，在绝大多数的家庭中，完全真实的孩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孩子把自己所有的真实想法告诉了父母，得到的往往是严厉的训斥与规诫。 要知道，孩子只有在深深感到安全的时候，才会去冒险探索新事物，才会把心里的真实感受全部说出来。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变得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很可能是你没有给予他充分的安全感。也就是说，你在安全基地这个角色上，要么是失位了，要么是错位了。 所谓父母要做孩子的安全基地，就是说，无论孩子做了什么，不管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他都不会因为行为本身而受到惩罚。父母应该探寻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心动机与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再针对性地加以指导性反馈，而不是一上来就是批评指正。 事实上，孩子做错事情，就是他在为探索现实世界交学费。做错事，孩子的收获却是不错的。如果父母过度在乎事情对与错的价值判断，就等于是提前关闭了孩子的安全基地。 如果父母真正成了孩子的安全基地，孩子在外部世界遇到了危险、困难、挫折，他就会及时地告知父母，以求得支持与帮助。反之，如果父母没有做好安全基地这个角色，就很有可能错失救助孩子的时机。 比如，有一位妈妈很偶然地发现自己11岁的五年级女儿，竟然带着一把美工刀去上课外的乐器课。妈妈大吃一惊，连忙追问。孩子一开始还不太愿意说，后来才告诉妈妈那个教授乐器的老师行为不轨，经常在一对一授课时猥亵她。小女孩带着美工刀，想用刀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准备在老师猥亵自己的时候，拿出来划他一刀。 那么，这个小女孩为什么一开始不把真相告诉父母呢？或者说，父母为什么过了这么久，在事情已经很严重的时候，才发现女儿的情绪不对劲呢？ 刚开始的时候，孩子每次去学乐器都是兴高采烈的，因为这是她的爱好。后来，孩子就不太愿意去了，妈妈再三催促，孩子才会不情愿地出门，而且要求穿上一件紧身的黑色毛衣和平时不愿意穿的紧身牛仔裤。孩子的这个举动实际上已经在向父母发出警报了，但是妈妈却没有接收到。 当妈妈发现孩子带刀去上课，还是不太相信那个老师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继续劝说孩子不要多心。等到妈妈去接孩子的时候，发现孩子的脸色非常难看，一边说赶紧回家，一边开始掉眼泪，妈妈连连问怎么了，小女孩说老师又摸她了，妈妈说了一句“老师大概是喜欢你”，孩子听了后，瞬间号啕大哭：“你以为我傻呀，老师是把手伸进我衣服里摸的!” 从这个真实事例来看，这个女孩的父母显然没有当好孩子的安全基地。如果孩子在家里，在父母面前感到充分的安全，当这个乐器老师次猥亵她的时候，孩子就会直截了当地向家长说明情况求助了。 可见，如果家长没有当好安全基地，不但没法让孩子在家里感到安全，更会让孩子对外面充满恐惧，不敢对别人的不良行为说“不”。 总的来说，孩子如果缺乏安全基地，就会表现出高度敏感、容易受伤、胆小怕事、畏缩不前、不敢负责，缺乏担当这样的一些心理特性。这样的孩子，不但很难取得成功，而且更难获得幸福。 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将人生划分为8个阶段，个阶段是0-1岁。孩子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危机是信任与不信任。这是孩子一生中无助的时候，他需要从对这个全新的世界的不信任中发展出信任。如果母亲或其他的主要养育者能够及时对婴儿的需求给予相应的回应，就能够增强婴儿的安全感，就会使婴儿觉得饥饿与不舒服是可以忍受的。[19] 在这个阶段，婴儿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程度与他所能感受到的安全感成正比。他需要一个安全基地来形成强烈的信任感。一个母亲如果能做到以下几点，将有助于促进安全型依恋的形成。 （1）敏感： 对婴儿的信号能迅速而正确地做出反应。 （2）积极：对婴儿表现出积极而正面的关心和爱。 （3）同步性：与婴儿建立默契、双向的互动。 （4）共同性：在互动中婴儿和母亲注意同一件事。 （5）支持：对婴儿的活动给予密切的注意和情感支持。 （6）引导：经常性地引导婴儿的行为。 这是针对婴幼儿阶段的做法。但我们一定要牢记，孩子对安全基地的需要是贯穿一生的。作为父母，要始终以“尊重孩子的感受”为前提，接纳他的各种行为，让孩子在父母身上及家庭中获得安全感。如果父母能够做好孩子的安全基地，孩子将会和父母保持一生的亲近与亲密。 当父母真正成了孩子的安全基地，孩子就会在与父母的互动中处于一种零防御状态，呈现出一个完全真实的孩子。这对父母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能够真正无条件接纳一个完全真实的孩子吗？
情绪容器
再来看滋养式父母的第二种角色——情绪容器。 先好好体会一下“容器”的含义是什么。 作为容器，一个杯子，会不会挑剔自己被倒入的是温水，还是冰水？是咖啡，还是果汁？甚或是醋，是酒？ 显然不会。 但是，绝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情绪却是很挑剔的。他们只能接受孩子的某几种情绪，却不能接受另外的几种情绪。也就是说，孩子有的情绪是受到父母的欢迎的，有的情绪则是被拒之门外的。 比如，在传统的印第安纳瓦霍家庭中保留着一种习俗，看到了孩子次笑的朋友和家人可以荣幸地举办一场名为“孩子笑了”的庆祝活动。但是，我们却没有听说有哪个部族举办“孩子哭了”的庆祝活动的。 这是一种明显的情绪偏见。 我们知道，人类的基本情绪有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嫉妒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7年9月发布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成果将人类的情绪精细划分为27种，包括钦佩、崇拜、欣赏、娱乐、焦虑、敬畏、尴尬、厌倦、冷静、困惑、渴望、厌恶、痛苦、着迷、嫉妒、兴奋、恐惧、痛恨、有趣、快乐、怀旧、浪漫、悲伤、满意、性欲、同情和满足。[20] 这个划分标准和其他的一些划分标准一样，还存在一些异议，但重点不在于此。人类的情绪本来就是微妙而复杂的，要精确定义的难度是很大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怎么定义，它们在我们的眼里，是被区别对待的。 我们把情绪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情绪，快乐、兴奋、浪漫这些情绪就被归入这个类别。另一类是消极情绪，恐惧、愤怒、悲伤、厌恶等就被划入了这个行列。 我们都知道，消极情绪带给我们的感受并不好。根据人的反应定律，我们总是力所能及地让自己好受，所以我们自然就不待见消极情绪了。当消极情绪在心里浮现的时候，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用种种的心理防御机制加以压抑、否认、转化。 事实上，负面情绪对于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具有极大的正面作用。如果负面情绪带给人的只是伤害，不利于人的生存与繁衍，自然选择早就将它淘汰了。但我们日益趋向文明的时候，却也日益将负面情绪视为洪水猛兽。 父母是将孩子作为自我的变量的。父母自己不愿意接纳负面情绪，自然也就不愿意让孩子表现出负面情绪了，更不会鼓励孩子表达他们的负面情绪了。 所以，绝大多数父母都不是孩子的情绪容器，不能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 而且，因为人类存在着共情机制，在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下，一个人的情绪会被另一个人感知，从而实现“情绪传染”。当孩子表现出负面情绪的时候，大人唯恐自己也陷入这种负面情绪就会对孩子加以严格管制，禁止他们继续表露负面情绪。 人的情绪生发，其实是一种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人类自从发展出了理性，走向文明之后，越来越推崇理性的重要性，而大肆打压感性，并且把克制情感当作文明的象征。 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说的“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距离我们越来越远。 大卫·休谟来自英国，英国的贵族风范就是讲究庄严肃穆，一本正经的。这个背后就是在极力压抑人的情绪活跃度。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礼仪，讲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也是对情绪的极大压抑。中国人还特别推崇“喜怒不形于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更是将压抑情绪的能力直接等同于判断一个人是成熟还是幼稚的标准了。 所以，孩子也会从父母身上以及其他成年人组成的社会中在情绪反应的态度上开展学习。从而，成年人的情绪偏见也会“传染”给孩子。 一项跨国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表现和家庭及文化差异密切相关。 比如，在美国的许多欧洲裔的家庭中，当儿童受到批评时，他们被教育应当看着对方以示尊重，同时还应该神情严肃地表达自己的悔改之意。在墨西哥裔和非洲裔的家庭中，儿童被要求避开对方的目光来表示尊重。中国的孩子被告知在被长者批评时要面带笑容地致歉，而韩国儿童在遇到同样的情形时却被要求面无表情。[21] 在情绪偏见中，还存在一类和性别相关的偏见。这和社会文化更是直接相关。 我们的文化要求男孩勇敢、有阳刚之气，从而“哭泣”作为悲伤、怯弱的外显标志是不被允许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孩，是不能在公众场合表现出悲伤的情绪的。如果他这样做了，就会被叫作“爱哭鬼”。同样，男孩也不能表现出恐惧，如果他这样做了，我们就会给这个男孩冠以“胆小鬼”的称号。 我们的文化要求女孩温柔包容，从而“愤怒”就成了女孩不被允许的情绪。如果一个女孩在公众场合怒气勃发，大声喝骂，就会被视为“泼妇”而不招待见。 男孩不准恐惧，女孩不准愤怒，这就是情绪的性别歧视。但是，作为一个人格完整、心理正常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七情六欲呢？我们的文化限制了我们正常的情绪表达，父母也会用文化的标准来约束孩子。 但是，这样的做法对孩子感受系统的发育无异于一种摧残。 孩子的情绪产生是一个发展丰富的过程，他对于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认知识别更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而难度更大的挑战则是如何准确、适宜地表达情绪。 如果我们有选择地接受孩子的情绪表达，过早地限制孩子的情绪表达，就会导致孩子产生对情绪的错误认知。他们也会像大人一样，排斥负面情绪，否认负面情绪。他们会变得不懂得如何和自己的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和谐共处。他们会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情绪，才能在人际关系中既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又尊重对方的感受与边界。 这样的孩子，显然是背离滋养型父母的初衷的。所以，滋养型父母，需要成为孩子的情绪容器，可以无条件地接受孩子的任何情绪。 美国资深的亲子专家帕蒂·惠芙乐（Patty Wipfler）指出，父母对待孩子的情绪流露的典型反应是“迅速地采取措施”帮助孩子恢复平静。父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孩子会失去理性。但这不是正确的做法。相反，孩子开始哭或发脾气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父母要和蔼、持续地倾听，亲切地留在孩子身边，温和地抚摩或搂住他，讲几句关心的话，但不要多。假如你在此时说得太多，你就会在这种交流中凌驾于孩子之上，不能倾听孩子的话。假如你能听听孩子的想法，而不是企图“纠正”他，那么孩子就会深深地感受到你的关心。孩子把情绪通过发火或哭喊发泄出来后，会重新注意你和他周围的情况，而且一般来说，他会感到轻松和精神焕发。[22] 当孩子的各种情绪都能够不被压抑地表达出来，孩子就会知道，无论自己的情绪有多么负面，有多么消极，都是正常的现象。他并不会因为生发了那些所谓的“负面情绪”而成为一个坏孩子，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这对于幼小的心灵，是多么大的慰藉！等他长大了，也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而惊慌失措，更不会因为强行压制负面情绪而产生心理疾病。 情绪容器本身是不会产生情绪的。当孩子出现大哭大闹等强烈负面情绪的时候，情绪容器要做到耐心与恒心，不过度反应。不管孩子带给了你什么情绪，你都要确保自己不会因为孩子的情绪而爆发情绪。 比如，一个天性敏感的孩子，每次妈妈带他去超市购物时，稍有不满意，就会又哭又闹，在地上打滚。一两岁的时候是这样，到了3岁的时候，还是这样。一般的家长，遇到这样的孩子，早就生气了，往往以暴制暴，用威胁、呵斥、责打等方式来对待孩子。 但是，滋养型妈妈却会十分耐心而坚定地扮演情绪容器。每次孩子哭闹的时候，妈妈从不发火，把孩子从地上抱起来，然后回家。路上也不训斥教育孩子。同时，妈妈还提示身边的人，不要对孩子的表现横加指责。这样久而久之，孩子的情绪化行为就被消解掉了。 孩子的暴烈情绪被完全接纳了，他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同时，他想通过暴烈情绪来获得的不合理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他妈妈温柔而坚定的方式，逐渐帮孩子完善了自己的情绪控制和情绪表达。 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却也是必须和值得的。但如果家长控制不住，用愤怒来打击愤怒，恐怕只会让孩子的情绪痼疾愈演愈烈。 有时候，孩子的情绪反应也可以检测出家长的情绪发展状况。家长对于孩子的某种情绪过分敏感，恰恰说明家长作为情绪容器是有漏洞的。这个漏洞很可能源自家长成长过程中遭受的不良对待。家长自己的心理阴影影响到了他对于孩子情绪的接纳度和宽容度。但这明显不该由孩子来埋单，家长应该以此为契机，强化自我疗愈，从而以更健康的形象（更坚固的容器）出现在孩子面前。 情绪容器，追求的是一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境界。作为情绪容器，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情绪价值观，认识到任何一种情绪在适度的情况下都是有利于人的个体生存的，从而能够无条件地接纳孩子的各种情绪，并通过自己对各种情绪的合理应对，来让孩子领会到如何与情绪共处，如何表达情绪，如何消解情绪对自己造成的困扰。
天然权威
滋养型父母的第三个角色是天然权威。 为什么要在权威前面加上“天然”两个字，天然权威和权威有什么不一样吗？ 很多人在初为父母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的终身待遇，直到孩子的逆反行为把他们惊醒。当他们愤怒地吼出“你是我生出来的，你就得听我的”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权威就已经完全失效了。 其实，从孩子刚出生到青春期早期，孩子的身形、力量、能力等和大人相比，都处于弱小的态势，父母是无可争议的权威。孩子无论做什么，都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与帮助。这就是天然权威，是由生理过程、物理形态、心理状态、社会习俗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天然权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是靠父母子女之间的爱来维系的，而一般的权威则是靠各种攻击性、惩罚性的强力手段来维系的。 如果父母们能够善用这种天然权威，他们的权威地位是可以终身保持的。但是，极少有父母能够做到不滥用、不透支自己的天然权威。 关于权威，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我们大多认为，权威等于控制。一旦失控了，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再是权威了。但其实，真正的权威是恰到好处的爱，而不是控制。 父母权威的失效，主要有两个原因： 个原因是过度的爱与关注。 医学博士、哈佛医学院儿科临床名誉教授贝利·布拉泽顿说，所有的父母都是出于好意，但在养育孩子上照样会犯严重的错误。可能他们确实想关心孩子，但在免受自己问题的困扰以及倾听孩子需要的程度上，两者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关爱孩子，当孩子需要你时，能够不顾自己去照顾孩子，这绝不是一个小小的要求。要真正做到在孩子需要时及时出现在孩子面前，可能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困难得多。[23] 父母应该给予孩子恰到好处的爱与关注，但我们总是以“爱”的名义，将自己的很多需求强加在孩子身上，以至于让孩子被爱绑架。 比如，一个孩子摔倒后的反应完全取决于大人对待他的方式。孩子摔倒在地，哭上几声，这是自然反应。如果大人神情慌张冲上前去，满脸关切，一把把孩子抱起来，搂在怀里安慰，孩子就会哭得更厉害。如果大人再狠狠跺一下脚，咒骂大地不平，害得孩子摔跤，孩子就会觉得更委屈了。这些做法，会导致孩子产生不切实际的感受，也失去了自我担责的训练机会。当这样的经验累积起来后，孩子会将情绪扩大化作为常态，并衍生出对父母的不屑一顾，因为父母明显将他放于比自身更重要的位置上。 恰当的做法是，父母快步向前，走近孩子，扶他一把，帮他站起来，还可以顺手拍拍他身上的灰尘，然后轻轻拥抱一下。整个过程，面容平静，同时可以略带微笑地注视他，但不用多说一句话。这样做，既表明了自己对孩子的关切，同时又没有用过度的关注破坏孩子的感受系统。孩子会觉得摔倒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父母的适当援手在展示爱的同时，也赢得了孩子的尊重。 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自我尊重，就会失去威严，别人也不会尊重你。父母之于孩子，当然不能完全照搬君子的标准，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感受是一种相对性的体验，父母如果过于重视孩子，就等于轻视自己。父母的姿态太低，孩子难免傲气。所以，过度的爱与关注，一定会以牺牲自己的天然权威为代价。 第二个原因是过多的控制与干涉。 对于控制型父母来说，如果他们不能将孩子的自我整合进入自己的自我，就会感到很痛苦。为了让自己感觉好受，为了让孩子接受他们所认为的“对”，他们会无时无刻、不分巨细地对孩子进行管教。 当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父母的身份，而化身为教师了。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Sukhomlinsky）在《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中，提出了“保密”的原则，即教师的教育意图要隐蔽在友好和无拘束的相互关系气氛中，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因为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这样警告道：“假如一个人处处感到和知道别人是在教育他，他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完善的能力就会迟钝起来……” 所有在扮演教师角色的父母们，务必从苏霍姆林斯基的告诫中清醒过来。 儿童心理学的奠基者鲁道夫·德雷克斯也指出了这样做的不良后果：由于我们不断对孩子进行指正，觉得他经常出错，会让孩子变得害怕出错。这就有可能导致孩子因为担心出错而不愿去做任何事。孩子会被恐惧压迫着，渐渐失去健康的心理。他可能会觉得，除非我很完美，否则我没有价值。然而事实上没有完美，朝着完美努力，反而容易因为绝望而放弃。[24] 在亲子关系中，控制实质上是对天然权威的削弱。每控制孩子一次，天然权威就弱化一次。过多的控制与干涉，会直接伤害亲子关系的融洽，终导致孩子对父母的权威完全不认同。 孩子们其实并不是完全排斥规则。他们只是讨厌成年人把这些规则强加给他们，无论父母们是用爱的名义，还是用强迫的方式。 孩子心里的失望乃至绝望，累积到一定程度，在特定的情境中，终会化作他反抗的动力。如果孩子还能够反抗，反倒是可喜的好事。如果孩子连反抗的意愿都消失了，就意味着他已经坠入了习得性无助的可怕状态。 一般来说，孩子要到了青春期，才会坚定、频繁、强烈地对抗父母的权威。但现在的孩子，由于社会整体氛围的影响，反抗意识已经很强了，甚至不必等到青春期，就表现出了坚持独立与个性的特质。 青春期的孩子，一方面是因为体内激素水平的激增而在生理上具备了反抗的冲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身体与力量达到甚至超越了父母的水平而具备了对抗的现实性。 在这一时期，父母会明显感觉到自身权威的失效而备感失落。有的父母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局面，就会寻求通过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但无论是肢体暴力，还是语言暴力，都不能重建权威，反而导致亲子关系的恶化。 其实，如果父母在前期的亲子互动中，不过分关爱、不过分纠错、不过分干涉，孩子即便到了青春期，也不会产生过多的反抗冲动。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滋养型父母做好天然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 要特别指出的是，父母只有在极少数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毫不犹豫地坚定立场，动用权威的力量，制止孩子可能遭受的严重伤害或者对他人造成严重的伤害。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是无须动用权威的力量的。 父母做好天然权威的角色，孩子就无从积累负面的感受，形成的自我健康而完整，也就根本没必要通过激烈的对抗赢得对自我的控制权。
超级玩伴
滋养型父母的第四个角色是超级玩伴。 玩伴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起玩耍的伙伴。 现在有不少父母已经意识到了，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的成长。但是，他们往往把陪伴理解为与孩子在一起，却忽略了在一起时的内容。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父母自己在一边玩手机、和朋友聊天，而孩子也是自己玩自己的。 共处不等于陪伴。 父母和孩子待在一起，如果没有情感的流动与交融，各干各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样的身心分离状态并不是陪伴。 玩伴对父母的要求则更高。当孩子的玩伴，父母需要在认知和行动上做得更多。简单的、无营养的陪伴不是玩伴。 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斯坦利·格林斯潘（Stanley Greenspan）认为，仅仅和孩子待在一起，并不能提供安全依附感，孩子必须从“与他人的互动中得到心理满足”。 但是，成年人的大脑已经被价值判断牢牢占据，不但自己失去了玩的能力，甚至会认为玩是小孩子的专利，大人怎么能够和孩子玩一样的东西呢？ 滋养型父母不但要求父母当孩子的玩伴，陪孩子一起高质量地玩耍，而且还要求父母成为超级玩伴。做好玩伴，有耐心，专注就可以做到。而“超级”这两个字，标准更高，需要父母能够有创意地通过玩耍来帮助孩子宣泄不良情绪，化解亲子间的冲突。 传统的养育观念认为，养孩子，只要让他吃饱穿暖，再丢给他几个玩具就可以了。这是工具思维的养育观，仅仅从“生物性长大”的角度来考虑。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长大不等于成人”，随着心理学对养育的深化研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这是从“心理性成人”的角度来考虑的玩具思维的养育观。 对孩子来说，他的工作就是玩。玩是孩子心理成长和情感发展必不可少的主要途径。孩子在玩中学习一切。这里的“学习”二字，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坐在书桌前，对着课本听说读写”，而是一切有助于身心发展的探索与历练。 史上历时久的人类研究——哈佛大学的格兰特研究（Grant Study）从1938年开始，对268名哈佛大学大二学生和456名生活在波士顿贫民窟家庭的孩子进行跟踪调研，其中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结论是：孩子越早开始做家务，未来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25] 让孩子收衣服，其实是在教孩子认清衣物的颜色和种类，然后将它们分颜色和类型叠好收入衣柜。这个过程，锻炼了孩子归纳总结的能力。 让孩子帮忙做简单的饭菜，其实是让孩子模仿大人的行动，观察使用的食材、厨具等，是综合锻炼孩子模仿能力、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的过程。 …… 苏霍姆林斯基也曾经总结说：“在学校工作的十几年经验使我相信，劳动在智育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儿童的智慧在他的手尖上。”所以，让孩子有得玩，陪孩子好好玩是父母的一项重要任务。 要特别指出的是，游戏是孩子惯用的语言，尤其是那些语言能力还没有发育完善的孩子，玩游戏是他们和父母沟通互动主要的渠道。 所以，做好孩子的玩伴，能起到其他养育方式根本没法实现的养育目标，可以在多个方面让孩子获益良多。 ，在玩耍游戏中让幼小的孩子扮演更强势的角色，有助于孩子建立自信。 在游戏中，父母要将自己置于弱势的位置，让孩子来扮演占据主导地位的强者。父母需要故意而且适度夸张地让自己出糗、献丑或者被孩子击败。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可以平衡父母管教孩子时对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即便再温柔的父母，也难免滥用自己的权威，从而对孩子造成压迫感），另一方面则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强大，从而增进自信。 父母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及发展程度，匹配自己的示弱程度。孩子越小，父母可以越夸张地示弱。孩子渐渐长大，父母也要逐渐增强对抗程度，提高孩子的获胜难度，以便让孩子的成就感更真实，更刺激。 第二，陪伴孩子玩耍，可以更好地与孩子沟通。 父母与孩子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话语体系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玩耍却可以将双方调谐至同一频道。 孩子在家庭中可能与父母产生误解，在学校或幼儿园中可能会遭受不愉快的经历。这都会造成孩子负面情绪的积累。但年幼的孩子可能还不擅长处理这些负面情绪，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而玩耍可以在不知不觉间消融孩子的心理防御，当他在和父母的玩耍中获得了充分的安全感和自信心的时候，他就可能主动将心里话告诉家长。这可能是家长用别的方法无论如何刨根问底都得不到的信息。 所以，做孩子的玩伴，可以促进与孩子的沟通，并有效帮助孩子宣泄负面情绪。 第三，巧妙化解对抗，让孩子在玩中学会规则，养成良好习惯。 现在的孩子自主意识很强，父母如果用硬邦邦的方式强行约束灌输，效果往往不好。如果采用玩耍的方式，就可以让孩子在无防御的状态下，在浸入式的体验中领悟规则，并在持续的游戏中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很多让父母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很容易就用“玩具思维”来破解（玩具思维就是指用好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案例。 不好好吃饭，是存在于孩子中的普遍现象，父母的威逼利诱都不起作用，后往往是一顿大吼，把孩子骂哭，然后在泪水涟涟中好不容易吃完一顿饭。 一位在幼儿园家长课堂听过如何做滋养型父母课程的妈妈，用“超级玩伴”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家里两个孩子的吃饭难题。 下面是这位妈妈的心得：
原来叫孩子吃饭这件事情，是我自己感觉很受折磨的事情，孩子们大概也和我感受差不多。情况大概就是她们很在状态的玩儿，吃饭对她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而我则是一个喋喋不休的妈妈，后就是以态度强硬、恶劣强制孩子来吃饭，甚至于为了让孩子多吃一点，采取各种各样的强迫手段！听老师的课天，晚上回家开饭前，我问自己该怎么样做才能像老师说的那样让孩子愉快地加入吃饭这件事情？ 抱着尝试的态度，我把自己变成了大猩猩并配上动作，说：“我是大猩猩，我要把这一大碗饭吃完！”孩子们立刻被吸引了，马上坐好。我让自己滑稽一点，像猩猩一样吃饭，她们俩也各自选择了喜欢的角色，那一天的晚饭是她们长大以来吃的舒心的晚饭！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角色扮演，就把吃饭这件工具性很强的事情，变成了一个玩具性很强的游戏，然后孩子们就其乐融融地投入其中了。 现在的孩子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喜欢玩手机或iPad上的游戏。这也是让父母抓狂的一个难题。他们很难让孩子放下手机，投入到该做的事情中去。 有一位家长，因为孩子在吃饭时一定要玩手机游戏而苦恼不已。在如何做滋养型父母的课程上，我用“玩具思维”给他设计了一个游戏——让孩子担任监督官的角色，看谁在吃饭时玩手机。 在这个家庭中，平时爸爸妈妈吃饭时也是手机不离手的。父母自己玩手机，却要限制孩子玩手机，这会给孩子造成心理不平衡，觉得爸妈是有特权的，会觉得不服气。而在游戏中，孩子的身份角色发生了转变。原来他是一个被监管被控制的对象，现在成了监督别人的角色。孩子立刻产生了兴趣，觉得很兴奋。然后我告诉家长，可以适当地故意摆出一副想玩手机而又担心监管而畏畏缩缩的模样，家长还可以故意违规几次，接受孩子的处罚，让孩子有一种成就感，吸引他在这个游戏中投入更多。 这个方法，让难题迎刃而解。孩子为了要监管父母，就有很大的动力来控制自己。坚持一段时间，好的习惯就在游戏中不知不觉养成了。 从这两个小案例来看，父母如果能做好孩子的超级玩伴，运用玩具思维，设计创意性的游戏去转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事件，就可以让亲子双方在欢声笑语中达成完美的陪伴和精神的共鸣。 不过，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自己放低身段，做孩子的玩伴，和孩子一起疯玩，会不会削弱自己的权威，失去孩子的尊重？ 这种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扮演铁面无情的冷酷权威角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过度的控制，非但不能强化权威，反而会削弱权威。在现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父母只有与孩子在情感上同频共振，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 做孩子的超级玩伴，除了随时带领孩子进入游戏情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有效的办法——让孩子进入故事情境，即通过给孩子讲故事，让故事来巧妙地引导孩子的情绪及行为。 故事是有生命的，它的真实生命始于它开始在你心中激活的那一刻。当故事在孩子的心中拥有了生命之后，这个故事就像疫苗一样深深植入了孩子的心灵。在关键的时候，故事疫苗就会产生神奇的魔力。 比如，澳大利亚有一位从事幼儿教育很多年的妈妈，她给自己家的两个孩子讲了一个小仙女的故事。[26]
有两个小男孩，他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了。爸爸一个人独自抚养他们，既当爹，又当妈，非常辛苦。 有一天，奶奶来了。哥哥就问奶奶：“爸爸为什么每天总是发脾气，怎么样才能让他开心起来呢？”奶奶说：“只有找到了小仙女来家里帮忙，爸爸才会开心。”“那么，到哪里去找小仙女呢？”奶奶说：“树林里的那只猫头鹰知道答案。” 兄弟俩晚上偷偷地来到了树林里，找到了猫头鹰，问他办法。猫头鹰告诉了他们一个口诀，然后让他们到湖边去找小仙女。 兄弟俩来到湖边，念着口诀，然后在湖面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于是他们明白了，自己就是小仙女。他们回到家里，天还没有亮，兄弟俩赶紧忙开了，做好了早餐，打扫好厨房，然后回到床上继续睡觉。爸爸起床一看，开心地大叫起来：“这真是快乐的一天啊，小仙女来我们家了。” 这位妈妈只给孩子讲了一遍故事。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听到了卫生间里传来的声音。她还以为是小偷进来了，结果起身一看，她刚刚7岁的大孩子正跪在浴缸里擦洗浴缸。这个妈妈悄悄地回到房间一边装睡，一边听着卫生间里的动静。她听到孩子干完活后，悄悄地回到房间睡觉去了。 等到起床后，妈妈故意惊讶地大声宣布：“真是快乐的一天啊，小仙女到我们家里来了！”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得意的微笑，却什么也没说。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孩子天天早起，上演小仙女的故事。妈妈甚至不得不故意留一些活好让他干。 对孩子来说，故事就是具有这么神奇的魔力，比任何的说教、贿赂、威胁都要强得多！当孩子进入故事情境后，当他的想象力发挥出来之后， 当他把自己代入故事成为主人公之后，故事中蕴含的正确行为及理念就像疫苗一样悄悄地渗入孩子的信念系统，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产生抗体，自觉抵制不良行为及理念。 家长在引导孩子进入故事情境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家长要非常专注地给孩子讲这个故事，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地全情投入会取得好的效果。如果只是敷衍了事，孩子是能觉察到的，效果当然就不太好。 第二，孩子听了故事之后，往往会提问题。家长在回答的时候，不要过度发挥，不要借题发挥，开始对孩子进行说教，讲大道理。否则，这个故事就会失效。家长要用平静的口气，始终围绕故事的内容给出回答，不要怕内容上的重复。 第三，家长讲完故事后，如果孩子暂时没行动，不要着急，不要催促，更不要用故事去控制孩子。特别是不能责问：为什么你不能像故事里的孩子那样帮家里干家务？这是大忌，千万不要这样做。家长需要耐心，只要不是带着操控的目的，认真投入地给孩子讲故事，效果一定会出来的。家长可以偶尔自言自语地说一句：“要是小仙女也来我们家多好啊！”这句话要让孩子听见，但一定不要带着强烈的预期对着孩子说。 第四，如果家长讲完故事后，孩子马上偷偷地去做家务了，你一定要当作没有发现孩子的秘密，要表现出特别兴奋的样子，让孩子以为你真的以为小仙女来帮忙了。孩子其实特别喜欢看到比自己强大的大人被自己“蒙骗”，他会有一种优越感。我们要学会让孩子享受秘密带给他的快乐。这样，他会一直有动力继续偷偷地帮家长做家务。 第五，如果孩子反复要求听这个故事，家长要不怕麻烦，继续讲给孩子听。讲的次数越多，对孩子的影响就越大。 第六，在和孩子沟通氛围特别好的时候，可以和孩子聊：“如果你是小仙女，你会怎么做呢？”同样，语气不能带有明显的操控意味。否则，孩子马上会反感的。当孩子适应了这个问话并有过思考的经历后，当孩子出现了不当的行为后，家长可以提醒一句：“如果你是小仙女，你会怎么做呢？”然后静静等待孩子的反应。即便他的反应不如你的预期，也不要再强行干涉控制。（关于如何用故事情境来引导孩子，我将在滋养系列的另外一本书《故事疫苗：如何用故事来影响孩子的品格和行为》中专门论述）
冲突陪练
滋养型父母的第五个角色是冲突陪练。 什么是冲突？ 冲突之所以会出现，源于一个人的自我稳定性遭到了威胁。 根据一切关系的本质就是自我的变量，自我可以分为常量和变量两个部分，冲突也因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变量的冲突，也就是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的稳定性遭到了威胁，这就是关系冲突；另一类是常量的冲突，即自我的内心冲突。 关系冲突（人际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如何合理应对冲突是一个人成长的必修课，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理性的重要标准。 对孩子来说，关系冲突中主要的是人际冲突，包括与父母的冲突，与其他孩子的冲突以及与其他社会角色的冲突等。因为人与动物或其他无生命的物品也会建立关系，所以，关系冲突也会包含这一类人与物的冲突。 比如，对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爷爷奶奶回老家去了，家里的小狗丢失了，新出生的小妹妹过多地占据了妈妈的时间（等于是妈妈“部分消失”了）都是关系冲突的具体表现。 内心冲突则是指一个人内在的自我冲突。内在冲突与一个人的信念体系直接相关。 无论哪一种冲突，都是关系的冲突。因为一切关系的本质都是自我的变量。冲突就是在相互间的变量争夺中产生的。从感受的角度来看，冲突往往以挫折的形式体现。当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受挫感的时候，实质上就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 既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重要的不是杜绝冲突，而是如何应对冲突，如何将冲突的破坏性转化为建设性。 滋养型父母要做孩子的冲突陪练，重点在于“陪练”这两个字。 所谓陪练，就是点明处理冲突的主体应该是孩子，而不是家长。家长有必要让孩子完整走过冲突的整个过程，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判断，帮助孩子解决问题或者绕道而行。 当冲突发生在孩子和外部环境之间时，家长的本能往往是当教练，恨不得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倾囊传授。但是，简单的说教并不能让孩子有深刻的领会。孩子如果不能亲身历练小的冲突，当他未来遇到大的冲突时就会束手无策。 当冲突发生在亲子之间时，家长的本能往往是去控制孩子，让自己获胜。但是，在亲子冲突中，父母每胜利一次，距离养育失败就接近一步。 所以，不论是哪一类冲突，父母都需要控制住自己的控制意识，在冲突中甘当配角，而不是主角。当陪练而不是当教练，要让孩子作为冲突的主体来承担责任。 泰国的一个微电影《菠萝冰激凌》，很好地示范了父母如何做好冲突陪练。[27] 一开始，一个小女孩要用刀削菠萝，却不知从何下手。卖水果的妈妈看见了，没有说什么，拿起一个菠萝，切了起来。小女孩在一旁看着看着，就学会了。小女孩不会削菠萝，是她遭遇的一个和外物的冲突。很多爱女心切的家长，很可能会对孩子说：“你还小，干不了这个，还是让我来。”或者还有的家长，会抓住这个机会，手把手、一步步地教孩子如何削菠萝。但这两种方式，控制的痕迹、教导的痕迹，都比较重。而这个妈妈，不做教练做陪练，自己做自己的，让孩子在非常自然的感觉中学会了削菠萝。 后来，小女孩看见同学们下课后买冰激凌吃，非常羡慕，但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干巴巴看着咽口水。妈妈知道后，什么也没说，削了几个菠萝，切成冰激凌的大小，放到冰块中冰冻好，就做成了菠萝冰激凌。 小女孩吃了菠萝冰激凌，开心极了，觉得比一般的冰激凌还好吃，主动提出：“妈妈，我们应该把它卖出去。” 妈妈没有做任何评判，马上做了一些菠萝冰激凌，让小女孩背到市场上去卖。但是，小女孩却一个也没有卖掉。她回去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没有人买呢？” 这是小女孩遇到的一个更大的冲突（挫折）。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施以援手呢？ 妈妈的回答是：“那你应该到菜市场，看看其他人是怎样卖东西的。” 小女孩跑到菜市场，观察各式各样的小贩如何推销自己的产品，很快就有了灵感。回到家里，她按照学来的推销方法，成功地卖出了菠萝冰激凌，而且生意越做越大。 在整个过程中，妈妈没有越俎代庖，始终让孩子作为冲突的责任主体来面对一切，这就是好的冲突陪练。 后，这位妈妈说：“看到她从实践中学习，自己试着解决问题，我很开心。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她身边了，我相信她也能过得好。” 让孩子拥有独立承担责任的勇气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正是滋养型父母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吗？ 但是，在做陪练的过程中，父母以自身的经验一般能够比孩子更早地预判结果。如果结果是负面的，父母往往很难抑制住做教练的冲动。 比如，孩子刚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是没有作业意识的。有时候，老师会布置课后的手工作业，孩子很可能回到家就忘了。这时候，家长要不要提醒呢？ 好的方法是不提醒，让孩子直接去面对老师的批评。同时，家长提前和老师做好沟通，表明自己不提醒孩子就是为了从一开始培养孩子为自己独立负责的意识。这才是坚持陪练身份的正确做法。 由此还可以看到，父母其实根本用不着人为地给孩子制造挫折，让他们去接受挫折教育。生活中的挫折其实非常多，如果父母能够坚守陪练岗位，很多看似微小的挫折，都能给孩子带来巨大的锻炼价值。 我们还希望孩子在冲突中学到边界意识和规则意识。这两个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就需要父母通过自己的行为示范和讲解来向孩子宣示，确保孩子对边界与规则的理解和大人是基本一致的。 在这个基础上，父母们要用坚定而温和的态度坚持立场，用耐心和细致的态度给予孩子足够的消化时间。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是意识不到边界和规则的。他们会不断地试探，直到触碰到底线。但他们也不会马上就接受边界与规则的限制，他们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试图拓宽边界、改变规则。父母们如果架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导致立场失守，就背离了冲突陪练的基本作用，反而让孩子们知道了只要花足够的时间去“争取”，底线是可以突破的。这样的示范就是错误的。 有一位父亲，他有一对3周岁的龙凤胎孩子。两个孩子虽然是亲姐弟，但也会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抢玩具、抢零食，抢不到的那个还会打另外一个，甚至给零食的先后顺序都会引发孩子间的争议。父母忙着给孩子们当裁判，讲道理讲到口水都干了，却很少能让两个孩子都满意。怎么办？ 这位聪明的父亲定了一个规矩。如果只有一种零食，两个孩子必须统一意见决定给谁，才能得到零食。如果两个孩子意见不统一，都想自己得到零食，那么谁也得不到零食。这个规矩推动孩子们自己要去思考，怎样才能得到零食。终孩子们自己做了决定，让爸爸把零食给双方都同意的那个孩子，然后两个孩子共同分享。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得到了自我控制的权力，更懂得了要尊重他人的需求。这样，边界意识和规则意识的萌芽就生发了。 这位父亲的做法，只在必要的环节上发挥影响力，尽可能放权给孩子自己去做决定。这就是冲突陪练的标准做法。 一般来说，1990年之前出生的孩子，得到的爱太少，挫折太多。199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受到的挫折太少，爱太多。爱与挫折的失衡，可以在冲突中得到补偿。但如果我们对孩子不能坚持立场，就会进一步加剧失衡。 我们要记住，父母对孩子的爱可以是无限的，但是责任却不能是无限的。对孩子承担无限责任的父母，带给孩子的必将是无限的伤害。无限的爱，有限的责任，这是“冲突陪练”核心的内在特质。孩子应该根据发展阶段，适时适度地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提醒。 ，有的家长本身的感受系统发育不良，情感控制能力偏弱，有可能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失控。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恶性示范，会导致孩子在一时无法处理冲突的时候，“学会”用暴烈的方式来发泄情绪。 第二，家长之间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如果父母或其他抚育者的立场标准不一样，就会给孩子留下“钻空子”的机会。孩子会非常敏感地判断谁的标准对他有利，从而让冲突历练被选择性地规避。 冲突陪练对滋养型父母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角色挑战，既不能沦为控制或专制，也不能不坚持立场。但不管如何，让孩子在爱中经受挫折，这是成长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