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声张，一九四一年的秋季，金盏花没有发芽。当时，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多几分观察少几分感情用事，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我们的种子没有发芽，别人家的种子同样也没有发芽。那年连湖边那些花园里的金盏花也没有盛开。可是我们对佩科拉的健康和她孩子的安全降生太过关切，脑中盘旋的只有我们自己的魔法：假如我们在撒下花种后说上几句好听的话，种子就会发芽开花，一切都会没事的。
很久以后，我和姐姐才承认我们的种子不会长出绿芽了。与这点认识相继到来的是打架和互相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们的内疚。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姐姐的话是对的：是我的过错，我把种子埋得太深。我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我们把种子撒在自家的小块黑土地里，就像佩科拉的父亲把他的种子撒在他自己的黑土地里。我们的天真、信念跟他的兽欲或称绝望一样，颗粒无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所有那些希望、恐惧、情欲、爱和悲伤都没有留存下来，除了佩科拉和那片贫瘠的土地。乔利· 布里德洛夫死了，我们的纯真也死了。种子枯死了，她的孩子也死了。
其实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除了问个为什么。然而，这个为什么太难理清，只好暂且借助叙述事情经过来摆脱困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