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热闹生活绘卷
所有美好都藏于时间的缝隙里，让生活变成了有光照进来的地方。
琢玉记
一 水下房上
这本小书说的是“琢玉”的事情，这个琢玉并非指工艺品玉件的雕琢过程，是指怎么“修理”我的女儿顾大玉，因为大玉也是玉。我知道，“修理”这个词用得不妥，但我一时实在找不出可以替代的其他词汇，毕竟作家也有词穷的时候。谈家事，往往舌头发短，容易偏颇，容易感情用事，容易当局者迷。希望读者能理解，能原谅。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和我的读者像老朋友一样，泡一壶茶，细细地品着，聊着，说着让彼此愉快又伤心的家长里短，说着家庭中的种种喜悦与困惑。必要时再抹上几把眼泪……我想从您那儿得到安慰，得到批评，得到指点和帮助。
在说琢玉之前先说说我自己。
按大排行，我们家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我是女孩里的老六，是属于“垫窝”的那一类。儿时，过清明节，我和父亲去北直门外的坟地上坟，父亲指着地里的一座座坟说，这是老祖，磕头。这是爷爷，磕头。这是姨太太，磕头。这是你个母亲，磕头。这是你第二个母亲，磕头……后来父亲指着三个土坟说，这是你的大哥和两个姐姐，不用磕了，给他们添锹土吧。我就走过去给我那些从没见过面的哥哥姐姐们添土，他们都是父亲的亲生子女，大哥叶广厚和二姐叶广芝在1936年同时死于“闹嗓子”，其实就是白喉。那时候的大哥已经二十岁，是个青年了。另一个小坟是我上边一个姐姐叶广蕙的，她比我大三岁……叶家的孩子们早早就到这里来集中了，我不知道父亲看了这些坟会有什么感触，大概是很难过吧。我问父亲，我死了以后是不是也要变个小土堆挤在他们中间？父亲说，怎么可能，你是要埋在别人家的地里的。我说我坚决不到别人的地里去，我就要和他们挤。看坟的老刘就笑，父亲说这丫头又犯浑了。后来，京畿之地的这片祖坟被夷为平地，在此之上又盖起了高楼大厦，祖先的骨殖荡然无存，那些拥在一起的哥哥姐姐也不知去了哪里。只有父亲，在香山的墓地静静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看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当年，父亲和他的哥哥，我们的三大爷一起生活在北城一座很考究很幽深的四合院里。前面院子里有树，是丁香，后面园子里也有树，是枣树。前院的丁香开紫花，清香淡雅，就像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后院的枣树每年结些莫名其妙的没有甜味的枣，也生产一些浑身长毛的面目狰狞的“洋刺子”，碰到身上痛痒难忍。这些毛病，很像我的哥哥，像老七。
父亲在陶瓷研究所上班，研究陶瓷；三大爷在故宫当特邀顾问，也研究陶瓷。他们都是有学问、有品位的人，爱绘画，爱书法，爱京戏，爱美食，也爱我们这一堆闹哄哄的孩子。
我们家的孩子多，多了便不珍贵，从不娇惯，虽是世家，对孩子养得却糙，放羊一样地养。用我母亲的话说，一个也是养，一帮也是养，大的带小的反而省事。这大概也是满族人的习惯。叶赫那拉家族老辈是崇尚武功的，讲的是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到了我父亲这儿，家里还有刀枪剑棍，他老人家还能舞双剑，拉硬弓。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走样，不颓废，发扬光大，直至永远。满族是个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自然也希望他的子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自小都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扛，很少请大夫。病了，特殊的照顾不过是冲一碗藕粉，病人喝下了藕粉也就知道自己的病该好了，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我们的母亲认为，越是贫贱，越能结实长寿。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穿过用老年仆人旧衣裤改制的儿衣。
我小的时候很各色，淘而拗，常常没完没了地哭。早晨起来，百无聊赖，没有事干，看什么都有点儿不顺眼，干什么呀，哭着玩吧，就哭。有时一哭几个钟头，把家里哭得天翻地覆，全家人纷纷出走，四处逃窜，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望着空荡荡的、寂静无比的院落，我在机械号啕的同时，往往怎么也想不起哭泣的初衷。这的确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样就存在着一个下不来台的问题。
鉴于我常耍这套怪把戏，我就被逼着吃一种叫作“至宝锭”的丸药。主张吃药的是我的母亲，她老说我的内火大，不泻火就要生事，就要出毛病。这药苦而凉，不给别人吃，只给我吃。为此她天天早晨要像抓小鸡子一样地抓到我，给我吃药。对她来说，这是她每天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老盼着她能忘，但是她一天也没忘过。她将药丸在小盏里捻碎，用水泡了，然后用两条腿夹住我，捏着我的鼻子往下灌。那黑色的液体往往要在我的喉咙口呼噜呼噜地响半天，才会被我咽下去。是憋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咽的，没有丝毫的积极主动成分在其中。“至宝锭”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迹，以同仁堂的为。同仁堂的“至宝锭”喝到后，盏底有红色的朱砂，母亲会用清水将碗底涮了，再逼着我将那朱砂一点儿不剩地吞下去，还要舔碗……这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六十多的父亲对我自然就多了惯纵和偏爱。我能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显得活跃而灵动，与我那些严谨齐整的哥哥姐姐们大相径庭，与我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
全家人都喜欢我，全家人也都讨厌我。
夏天午睡的时候，我穿着木趿拉板，吧哒吧哒从后院急奔到前院，站在院当中，扯足了嗓子高声吆喝：磨剪子咧抢菜刀——
这声震屋瓦的几嗓子，将全家几十口人从夏日的酣梦中惊醒，再没人能睡得着。我的大大（大伯母）从屋里踱出来，呵斥道：大中午的你在院里折腾什么，你差点儿没嚎出我的心脏病来！
母亲从东屋出来了，三大爷从北屋出来了……
我并不是有意吵大伙，我是忘了大家中午还要睡觉。
不让喊就不喊，认错吗？不！我在家里，从娘家到婆家，从来没有认过错，嘴硬，就是真错了也不会认账。我不会像小绵羊一样，扎在母亲的怀里，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我再也不啦。”那不是我的风格。
那天中午，站在廊子下阴影里的母亲对站在大太阳地、浑身冒油汗的我说，你给我回屋睡觉去！
我向母亲无赖地笑了笑，这样美好晴丽的白天，怎能躺在床上睡觉呢！我当然有我自己下台阶的办法：不大声喊，小声唱戏总是可以吧？于是我在丁香树下拉开了身段，揪着脖子憋出一句：“呜咿呀……儿的夫啊……”
我那一副带雨梨花，风欺杨柳的娇柔之状引得大家惶惶相视，三大爷说，这孩子该不是又得了扁桃腺炎？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接三大爷的茬，她的脸色已经变得不好看了。她进了屋，又从屋里走出来，手里多了一把鸡毛掸子，她一边用手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毛一边说，什么扁桃腺炎，我看是她的皮又发紧了。
我一见那掸子，就像运动员听到开赛的枪声，成了条件反射一般，撒腿就跑。母亲就在后面追。这套节目在叶家似乎已经有了表演程式，我是先绕金鱼缸，后蹿西游廊，再穿二道门，然后围着花坛转圈。母亲一步不落地紧追着我，那掸把子在她手里发出嗖嗖的声响，我便在那嗖嗖的声响里狂奔。这条奔跑路线，数年如一日地被重复着，没有丝毫改变。我现在想，母亲是在家里的权威面前做戏，非这样不能平民愤，其实要打到我很简单，母亲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路线，将追击改为堵截，我立马就无路可逃。
顾大玉：您真幸福，还有地儿逃！我也想逃，可是咱们家门一关单元房，往哪儿逃？
母亲在追我的时候，永远遵循着游戏规则，母亲是不想打我罢了。
对母亲的疼爱，小时候不能理会，大了才渐渐地明白。
但是晚了。
1952年，我又有了个小妹妹。小妹妹的诞生，是我的彻底解放；母亲没有能力再来管我，将带我的任务全部交给了我们家的老七。
老七是男孩里的老小，以淘和坏在家里出名。老七的坏，可以说坏出了圈，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哪个孩子能坏过我们家的老七的。他的坏是从肚子里往外坏，眼睛一转一个主意，让人防不胜防。
比如说，我们的三大爷爱听戏，每每有好戏，必定要看。那时候没有电视，看戏就得进戏园子，所陪同者，常常是我和老七。三大爷看戏要坐前排，那些年跟着三大爷我真真是看了不少戏。有时在吉祥戏院，有时在人民剧院，有时在圆恩寺影剧院。我们看过梅兰芳的《凤还巢》，看过张君秋的《望江亭》，还有一回看的是叶盛兰演的《群英会》。看来看去，就发生了这样的情景：记得有一回是去护国寺的人民剧院看新编历史剧《摘星楼》，票很不好买，我们等了好几天才等上票。那天我们走到剧院门口，老七忽然大叫不好，说是票忘带了，这样一来，我们当时就进不去了。剧场里的锣鼓家伙已经敲起，我们还在外头一筹莫展。收票的看我们老的、小的大老远的来了，却进不了门，看三大爷那飘洒的白胡子，那学者的风派，不像是胡说，就动了恻隐之心，将我们安排在剧场的后一排。我们由前面移到后面，窝火自是窝火，但是总比进不来强。那天我在剧场里，看到了老七的同学，几个小孩子，没有大人领着，人模狗样地坐在前头看《摘星楼》，我就料定，老七在票上做了手脚。果然，休息的时候，那几个孩子总躲着我们，其中一个还朝我挤眉弄眼，我就想，这个老七，真他妈坏，坏到家了！
老七是坏，我是淘。我是个有勇敢而没有心计的人，很多时候是我将老七的主意付诸实践的。于是叶家就有人说，我们俩的关系是狼和狈的关系，只要看见我们俩在一块儿，大概不会有好事情。
偏偏的，我们俩就老在一块儿。
母亲有双漂亮的皮高跟凉鞋，收在柜子里，出门才穿。老七知道我也喜欢那双鞋，就怂恿我把鞋偷出来。我说不敢，他说他可以为我放哨。在老七的支持下，我终于偷出了鞋，藏在流水的沟眼里。只要出去玩，我就从沟眼里拽出高跟鞋穿在脚上，在街上一崴一崴地走路，自我感觉颇好。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一个六七岁的小丫头，穿一双很摩登的高跟鞋，在胡同里跑来跑去，很是有点儿不伦不类，而且这双鞋还是背着大人偷出来的，这样的事大概也只有我能做得出。高跟鞋毕竟不如平跟鞋方便跟脚，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决定把鞋的跟锯了，这样它就会变为一双很理想、很适合于我的皮凉鞋了。说干就干，我为自己的想法而激动，找来锯子，没费多少事就将那两个跟锯了下来。
锯下来以后，我立刻发现，这双鞋彻底不能穿了。原来，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高跟鞋锯了跟并不就是平跟，事实是高跟鞋锯了跟，那鞋尖就朝天了，那“望天吼”一样的鞋没人能穿。
母亲发现了她那双已经变得面目皆非的鞋，心疼得差点儿晕过去，她将鞋掼在我面前，点着我的鼻子一板一眼地说，我真不知道你的这些坏主意都是打哪儿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能吭声，我傻归傻，也还没傻到硬往枪口上撞的分上。
老七在旁边添油加醋地说，妈我知道，她的邪恶天才就是那些坏主意无穷无尽的源泉。
我认为，这帽子戴给老七才是正合适。
但是老七有老七的道理，他说，我让你偷鞋可并没让你锯跟啊，你要把跟锯了，这怪得着我嘛！
一顿打，我没逃得过去。
常听见有人说他的父母多么的文明，多么的疼爱孩子，使他从小就没挨过打，不知挨打是什么滋味之类说法。能在“和平”“文明”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固然让人羡慕，但总又觉得如若那样，作为孩子好像又缺了点儿什么。大凡我们胡同里，我周围的孩子们，甚至我的同学，大多都是挨过打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受到武力侵犯的历史，这与家庭的文明程度没有关系。
在叶家，挨打多的就是我和老七。
所以，我打起我的孩子来就很理所当然，谁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挨打怎么长得大呢！打，是一种让小孩对教训的强性记忆。现在，在我满怀幸福地回忆起那一次次被打的经历时，只是感到了亲情，感到了爱，感到了那不可追述的温馨。我相信，我的孩子长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她会与我有同感。
她屁股上积累的疼痛，是幸福的疼痛。
▲顾大玉：得了吧，您甭为自己的暴力与武断狡辩啦！都到什么时候啦，您还在跟我玩这套把戏！您在打我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幸福的疼痛”。您就是在解气，在实施您的独裁！当然啦，我不跟您一般见识就是了，“不记仇”是我们孩子的美德。中国孩子的美德。▲
有时候，受到惩罚是应该的，这跟“独裁”不能往一块儿连。
我说两件我小时候的事情：
50年代，东直门外有窑坑，坑里积满了水，可以游泳。那水初入很浅，突兀一脚就不见了底，常有戏水的孩子淹死在里面。窑坑是东城母亲们谈之色变的所在，一听谁家的孩子上窑坑了，脾气再好的妈也得给下水者一顿臭揍。老七和我也常到窑坑去游泳，下水前他把他的裤子灌满了气，套在我的脖子上给我当救生圈，然后就扎他的猛子去了，再不管我。窑坑里的水虽然浑浊，但很凉爽，泡在里头常有没掉尾巴的小蛤蟆和一种叫作野狗子的小鱼围着你钻来钻去。它们用小嘴顶我，顶得我直痒痒，抓也抓不住。后来有个叫小三的，把我们的行径向我母亲告了密，我母亲就限制我们，不让出家门。但我们是有腿的，我们利用她午睡的时候偷偷走出去，出去的件要紧事是把那个小三臭揍一顿，接下来就是不带拐弯地直奔东直门窑坑。
晚上回家，母亲问干什么去了，老七当然要说瞎话，我也跟着说。我说瞎话的本事都是跟他学的，脸不变色心不跳，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真。到今天，老七还说，是他培养了一个作家。他认为，作家都是说瞎话的高手，不会瞎编就写不了小说，骗人骗得越美越是大家。
当然，这是老七的一家之言。
我们的母亲不是那么好哄的，她用指甲在我们的身上划，下过水的一划皮肤上有白印儿，反之则无。我们身上印迹豁然，瞎话立即被戳穿。于是，每人的屁股上很结实地挨了几掸把子。好在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脸上的皮比屁股上的厚。
很快我们就发明了反检验的办法，窑坑南边有服务学校，游完泳我们到服务学校的水管子底下猛冲一气，回家就什么印儿也没有了。冲了几回，老七竟又发现服务学校的学生还义务给人理发，于是他每天冲完了凉水就大模大样地坐到那大椅子上，让那些学生给他那狮子狗一样的脑袋吹风抹油。我也不能例外，便让学生们给梳小辫，今天梳个小髽鬏，明天梳个螺丝转儿，样式天天换。喜得我母亲逢人就夸：这个老七呀，真会带小的，看他把丫丫的小辫梳得多精致，连我都比不了。
可是服务学校的学生们并不满足于每天给我们吹风梳小辫，人家练的是理发，于是动员之下我和老七的脑袋不得不做出了牺牲：
他被人家剃成了光葫芦，刮得锃光瓦亮，头上不见一根毛；我去了小辫成了一个汉奸一样的大中分。
我们这一对宝贝手拉着手走进家门，让正吃饭的叶家人当时就喷了饭。有好事的姐姐叶广芸，不容分说，把我们拉到照相馆，非要和我们合影留念不可。推却不过，我只好肃容上座，于是就照了一张照片：
梳分头的我油光水滑，兔儿爷一样在中间坐着，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相；老七在后头站着，一双小眼使劲翻腾，不知又在打什么坏主意。那个主事又出钱的姐姐则受气包儿一样地蹲着，护驾般地显出了小心翼翼的谦恭。每人的性情在画面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毫不掩饰。
咱们接着说窑坑。
我们的皮肤日益乌黑发亮，我母亲纵然划不出印儿来也觉有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老太太治人的招数真是绝得不能再绝了，她找出自己的图章，逢到午睡，就先在我和老七身上盖满了“陈洁茹”，然后放我们出去随便跑，再不怕我们下水。
这下真把我们整住了，一个夏天，我和老七身上都是红章累累，惨不忍睹。
后来我和老七住到颐和园的三哥处，颐和园知春亭南有游泳场，我们正企图脱离羁绊做入水蛟龙美梦的时候，我母亲的图章也和我们同时到了三哥手里。
三哥秉承母亲的旨意，也往我们身上盖“陈洁茹”。不同的是，母亲是家庭妇女，时间宽裕，可以细细盖来，连我们的屁股蛋儿上都得一边一个“陈洁茹”。三哥则不然，三哥得上班，他没时间在我们身上花工夫，只在我们的脑门上匆匆盖上一排就走了。
我和老七顶着一排红印坐在游泳场看别人游泳，看着在水里游来游去的人，我们很着急，因为我们下不了水。时间长了，老七到底经不住水的诱惑，下了湖。他在水里始终仰着脑袋，几圈下来，头上红印依然，很经得住检验。于是我也学着他的样子，仰着脑袋游泳，久之，那脑袋竟进不了水了。
就是现在我游泳也是抬着脑袋，不但脑门，连头发都不带湿的。
有一段时间，我和老七的活动范围不在地面而在半空，在房上。
那时候北京还没这么多高楼，灰色的平房一片连着一片，脚不挨地，能从这条胡同蹿到那条胡同去。上过房的孩子都知道，房顶的世界与平地绝不相同，妙不可言哪！我有一个叫刘箴的外甥，让他妈送来住姥姥家了。他来了就哭着闹着要走，死活不在我们家待，把我母亲整得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花了不少零钱买好吃的哄他，怎么也哄不住。刘箴管我叫姨儿，管老七叫舅舅，于是舅舅和姨儿就把小家伙弄上了房。上了房的外甥初时惊恐万状，趴在房脊上不敢动，像只大壁虎。后来在我和老七的撺掇、鼓励下敢从北房转到南房了，后来又敢从套间跳过茅房骑到别人家的院墙上……没出三天，这孩子就让我们训练得在房上如走平地一般的利索了。在房上藏猫猫比在地上藏猫猫过瘾，无论是藏的还是找的，那份新奇，那份兴奋，那份出其不意，那份柳暗花明，都让人终生难忘。
一礼拜后我姐姐来接她儿子回家，原以为她儿子见了她会热情地扑过来，尽诉离别之苦。孰料，她的儿子竟冷冷地在房上接见了她。她儿子居高临下猫一样地趴在房檐上，傲慢地跟他妈谈判：不回家，在姥姥家住完暑假再回去。问为何不回，答曰：回去是楼房，没意思。
在上房问题上，母亲从来不限制老七，却不让我上房。她说，一个女孩儿家整天骑在房脊上算怎么档子事，将来出门子哪家敢要哇？不许上！我父亲比我母亲更会来实际的，他把我们家的木梯子劈了，断了我们上房的路。好像天底下没有难得住老七的事儿，他从堆房里找来个不用的高花架子，搁在茅房的矮墙边，攀着花架子只需三下就上了墙。上了墙就是上了房，下边的路走就是了。我的个子小，攀不上那架子，得让他在上头拽才行，凭我一人的力气是上不去的。
老七在房上爱满世界胡窜，我则不然。我上房的时候要夹个破凉席，带一壶凉开水，捎几本小人书，在房顶的树荫下一躺，小凉风一吹，翻着小人书，那舒坦，甭提了！
那天，母亲让我把房上的老七叫下来，我就来到茅房的矮墙下大声喊他。老七从房拐角探出头来问我有什么事，我当时不知怎的灵机一动说：“妈说让你把我也拉上去。”那天老七有点儿缺心眼儿，他就没想想母亲会不会下这样的指示，听了我的话，他二话没说就把我拽上去了。我上去了，他却下来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了房顶上。我在上头待得很无聊，竟不知不觉睡着了。天快黑了，母亲找不着我，急了，以为我让拍花子的（一种专门拐卖小孩的团伙）给拍了去了。一家人都没吃饭，四处找，连西城的亲戚家都问过了。老七也没头苍蝇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跟着瞎找，他压根忘了把我拉上房这件事。父亲跟母亲闹，说她连个孩子也看不住，母亲只是哭，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醒了，不知怎的，我就是不想暴露自己，就是不想言语，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我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兴奋。我觉得很快活，因为这时候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在想着我。我不再是个被人遗忘的、无足轻重的老几，我是叶家一个丢失了的大人物！
破例的，我那天从房上下来没挨打。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老七已经退休了。尽管老七小时坏得流脓流水，淘尽大人的精神，但究其生活道路却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上班下班，娶妻生子，与常人比，没有任何特殊。他的那些“聪明才智”在学习和工作上没有给他丝毫帮助；他那个一转一个主意的脑子并没有使他成为某方面的精英。退了休的老七跟所有的人一样，每日为日子、为儿女们操心。当年那个坏小子没有变成坏男人、坏老头子，这是让人释然的。
我每年都回北京，见到步履蹒跚的老哥哥拄着拐杖在藏满童年故事的旧宅里走来走去，一种亲切之情便油然而生。傍晚，西天晚霞凄艳，我和老七站在院子里环视我们的家，房子虽然老旧了，却依然高大，竟与霞光相接。
我看着两鬓斑白的老七说：“当初真不知咱们是怎么上的房。”
老七笑笑，反问我：“要是今天让你再上坑里游泳，你行吗？”
我说打死我也不敢了。
后来我跟老七谈到了孩子的事情，谈到了那个总让我伤神的女儿顾大玉。老七很得意地对我说，这孩子随我。
我听到这话，浑身一哆嗦。
顾大玉：您哆嗦什么，能混到我七舅舅这样就不错了。有事业，有文凭，捞过鱼虫，倒腾过钢材，搞过传销，玩过股票，现在人家在弄古瓷鉴定。潇洒自在，比您傻爬格子，爬傻格子强了一百倍。
顾明耀：母亲的性格脾气，必然会部分地、或者完全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遗传给子女。看了“引子”后，我觉得此说从生活中得到了证实，也觉得顾大玉的淘和坏其实是不难理解的。有人说，母亲小时候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就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教育孩子。此说也许不无道理。问题是作为父亲的我，作为母亲的广岑，知道得太晚了，也注意得太晚了。自己的性格脾气上有不好的地方，就该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修养，更加有意识地积极地给孩子施以正面的影响。记得自己所受“教育”的苦楚，教育自己的子女时，就该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效果。广芩在这方面是不足称道的，她常对顾大玉说，你等着，将来你有了孩子，带到姥姥家来，我就要教他怎么说瞎话，告诉他怎么出走，怎么对付你。这叫一报还一报，让你也尝尝滋味。
有一天，我和顾大玉闲谈时，提到了上面说的事情。她说：“我以后不能要孩子，省得又给中国添一个淘孩子，也省得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挨打受气。”我告诉她，这话说错了。淘孩子要看怎么淘，淘似乎是孩子的本性，只要别让他淘得出了危险，别让他淘得染上坏习惯，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能从孩子的淘里启发、引导、培养出丰富的想象能力，勇敢的拼搏精神，坚韧的进取追求，就是家长的成功。孩子们的“不记仇”的确可以说是“美德”，因为这是一种宽以待人的宽恕。不过，我想，疼痛未必都是幸福的，这一点儿不妨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想想自己的童年，也就不会再在孩子面前施展自己的威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