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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2019年付梓，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大庆。为使中国得以复兴而已经有两代劳动者甘愿牺牲奉献。我们作为奉献者的一部分，唯愿后人了解：前人路途无论怎样“涉险犯难”而“步履维艰”，所表达的也只不过是“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就又发生了”这个哲学规律…… 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中国经济波动下行及其内生的社会变化波诡云谲，全球危机的挑战如约而至。如此复杂局面之下，我们把70年前应对建国初期危机的经验过程归纳出来，无外乎是希望读者理解：只有以史为鉴，方知初心何驻。 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互相恶化的危机，以及如何扭转通胀压力下城市经济符合市场规律的“脱实向虚”，如何应对城乡二元结构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自觉抵制工业品下乡导致工业化难以推进的矛盾……对当今困境化解也有借鉴意义。 这些资料翔实但观点迥异的叙事，不仅会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会成为1947年受苏联影响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因何被1953年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替代的一个经验依据。唯其有如此重要的现实的理论创新意义，才有必要独立成书。
理解如何“去依附”才能“读懂中国” 民国时期的高通胀导致工商业96%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因为不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发生恶性通胀就会使制造业的利润跟不上通胀，从而迫使产业资本家析出资本进入投机领域。同理，1949年刚刚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权一方面要面对民国遗留下来的私人资本绝大多数囤积居奇的投机风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不可能短期恢复的条件下，也只能以赤字财政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而在没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的情况下还只能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赤字。如此，按照现代经济规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的结果就是通胀恶化、直接威胁新政权的生存。这也是很多下层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根植于城市的政权旋即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 这一危机的缘由可以上溯至民国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币制改革。自然，要成功治理这场延宕十几年之久的危机必须重建经济和金融主权。因此，我们给本书确定的主题是“去依附”——这是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针对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权掌控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依附理论”的核心观点，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还是21世纪的金融资本阶段。 共产党新政权与国民党旧政权在应对危机时的本质差异，表面上看是新政权没有像旧政权那样依靠大批海归精英和外国势力参与“顶层设计”，实质上是靠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才得到的“革命红利”——以革命的名义没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化资本，以及和旧政权密切结合着的买办集团、官僚集团资本，构造出以“全民所有制”作为基本所有权属的“国家资本”，作为新政权建立经济和金融主权的“压舱石”。正是靠了国家资本和农村的土地改革天衣无缝般的密切配合，新政权才完成了对控制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彻底“解殖”。 土地革命的作用将是下一部分的重点内容，这里不再赘述，而是想做一点引申： 也正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完成土地革命，萨米尔·阿明在“依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去依附”理论，主要经验依据就只能来自通过民族革命重构了完整的政治经济主权的中国。过去十几年，萨米尔·阿明曾与我们团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多次深入交流，大家讨论了中国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过渡阶段如何创新“依附理论”、如何规避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本必然“内爆”带来的巨大冲击等问题。 本书所发掘的建国初期因“去依附”而得以实现危机软着陆的认识，对今人仍有借鉴和启发：当年，人民国家凭借政治主权向财政和货币体系做赋权的同时，对人民生活的主要必需品采取“折实”的方式来稳住国家信用，这个体现国家金融安全只能依靠对百姓“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传统政治文明，与今天人民币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回归主权货币的“换锚”讨论，隔着70年的时空遥相呼应……由于当代中国利益结构复杂化并且都在影响决策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本书的归纳和分析才有普遍性：读者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归属何种利益群体，都可以从中找到确曾真实有效的经验借鉴…… 读者细读本书也可以发现：中国走出建国初期经济危机的具体过程，对其后几十年的路径选择具有奠定基础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奋斗历程中徐徐展开的波澜壮阔的画卷，几乎都可以在建国初期的这几年找到不可忘记的原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