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婚姻
《易經》的《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這是古代哲學家所推想的社會起原。他們以為隆古的社會，亦像後世一般，以一夫一婦為基本，成立一個家庭，由此互相聯結，成為更大的組織。此等推想，確乎和我們根據後世的制度，以推想古代的情形的脾胃相合。所以幾千年來，會奉為不刊之典。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卻大是一個疑問了。
自有歷史以來，不過幾千年，社會的情形，卻已大有改變了。設使我們把歷史抹殺了，根據現在的情形，去臆測周、秦、漢、魏、唐、宋時的狀況，那給研究過歷史的人聽了，一定是一場大笑話，何況邃古之事，去今業已幾萬年幾十萬年呢?不知古代的真相，而妄以己意推测，其結果，必將以為自古至今，不過如此，實係因緣起減的現象，都將認為天經地義，不可變更。就將發生許多無謂的爭執，不必要的保守，而進化的前途，被其阻礙了。所以近幾十年來，史前史的發見，實在是學術上的一個大進步。而其在社會組織方面。影響尤大。
據近代社會學家所研究：人類男女之間，本來是没有什麽禁例的。其後社會漸有組織，依年龄的長幼，分别輩行。當此之時，同輩行之男女，可以為婚，異輩行則否。更進，乃於親族之間，加以限制。初是施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後來漸次擴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准為婚，就成所謂氏族（Sib）了。
谈中国法律的，每喜考究成文法起于何时。其实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法律的来源有二：一为社会的风俗。一为国家对于人民的要求。前者即今所谓习惯，是不会着之于文字的。然其对于人民的关系，则远较后者为切。
中国刑法之名，有可考者始于夏。《左氏》昭公六年，载叔向写给郑子产的信，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内容，我们无从知其如何，然叔向这一封信，是因子产作刑书而起的。其性质，当和郑国的刑书相类。子产所作的刑书，我们亦无从知其如何，然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又载晋国趟鞅铸刑鼎的事。杜《注》说：子产的刑书，也是铸在鼎上的。虽无确据，然士文伯讥其“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其必着之金属物，殆无可疑。所能著者几何？而《书经。吕刑》说：“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制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二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请问如何写得下？然则《吕刑》所说，其必为习惯而非国家所定的法律，很明白可见了。个人在社会之中，必有其所当守的规则。此等规则，自人人如此言之，则曰俗。自一个人必须如此言之，则曰礼。故曰礼者，履也。违礼，就是违反习惯，社会白将加以制裁，故曰：“出于礼者人于刑。”或疑三千条规则，过于麻烦，人如何能遵守？殊不知古人所说的礼，是极其琐碎的。一言一动之微，莫不有其当守的规则。这在我们今日，亦何尝不如此？我们试默敷言语动作之间，所当遵守的规则，何减三干条？不过童而习之，不觉得其麻烦罢了。《礼记.礼器》说“曲礼三千”，《中庸》说“威仪二千”，而《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其所谓刑，系施诸违礼者可知。古以三为多数。言千乃举成敷之辞。以十言之而觉其少则曰百，以百言之而犹觉其少则曰千，墨劓之属各千，犹言其各居总数三之一。剃罚之属五百。则言其居总数六之一。还有六分之一，宫罚又当占其五分之三，大辟占其五分之二，则云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这都是约略估计之辞。若真指法律条文，安得如此整齐呢？然则古代人民的生活：其全部，殆为习惯所支配，无疑义了。
社会的习惯，是人人所知，所以无待于教。若有国有家的人所要求于人民的，则人民初无从知，白非明白晓谕不可。《周官》：布宪“掌宪邦之刑禁。“宪谓表而县之”，见《周官.小宰》《注》。正月之吉，执邦之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州长、党正、族师、闾胥，咸有属民读法之举。天、地、夏、秋四官，又有县法象魏之文。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师等，又有徇以木铎之说。这都是古代的成文法，用言语、文字或图画公布的。在当时，较文明之国，必无不如此。何从凿求其始于何时呢？无从自知之事，未尝有以教之，自不能以其违犯为罪。所以说“不教而诛谓之虐”。《论语.尧曰》。而三宥、三赦之法，或曰不识，或闩遗忘，或曰老旄，或曰悫愚，《周官.司刺》。亦都是体谅其不知的。后世的法律，和人民的生活，相去愈远；其为人民所不能了解，十百倍于古昔：初未尝有教之之举，而亦不以其不知为恕。其残酷，实速过于古代：即后世社会的习惯，责人以遵守的，亦远不如古代的合理。后人不自哀其所遭遇之不幸，而反以古代的法律为残酷，而自谢其文明，真所谓“溺人必笑”了。
刑字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一切极轻微的制裁、惩戒、指摘、非笑而言。“出于礼者人于刑”，义即始此。曲礼三千，是非常琐碎的，何能一有违犯，即施以惩治呢？至于狭义之刑，则必以金属兵器，加伤害于人身，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方足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