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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灰布制服中的紫红毛衣

 

 

1949年的春天,北平刚刚解放不久,虽说还是春寒犹厉时节,可在空气中已经令人感到一种暖融融的气氛了。我们北师大的一些同学在看了一个从解放区来的文工团演出的歌剧《赤叶河》之后,都感到非常振奋。从他们演出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等方面来看都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因此很受鼓舞。后来又听说音乐家贺绿汀先生是这个团的领导之一,我们对这个团就更有一种羡慕之情。一天,有位同学得到一个信息,说这个文工团正在招收新团员,于是我们十来个同学当时就决定去报考。测试非常简单,我们都被录取了。记得当时我被告知,3月24日报到,自带行李,要在文工团里住,到时会有车来接。

这个文工团是刚刚从解放区进入北平城的,全名叫“华北人民文工团”,隶属于中共中央华北局。去报考的那天,我看文工团里的同志,不论男女老少,都穿一身灰粗布的制服,显得很精神。而我们当时在学校多穿旗袍,很少穿长裤(只有上体育课时才穿)。为了别太特殊,我用家里仅有的一块黑咔叽布做了一套制服,准备在报到那天穿。一切准备就绪,报到的日子也到了。

那天,我在家焦急地等待着接我的车,有些坐立不安,听到有人告诉说:“车来接你了!”我赶紧跑到大门外一看,愣住了。完全没有想到,接我的“车”竟是一辆小毛驴拉的胶轮大车(这是当时文工团里的交通工具),赶车的小伙子也是从解放区来的“红小鬼”。他非常客气,帮我把行李放到车上,而我这个城里人次爬上了毛驴车。“坐稳了!”小伙子手中的鞭子一甩,轻轻地吆喝一声,我们的车便启动了。小毛驴一路小跑,“踢踏踢踏……”那均匀的节奏敲击着北平城的柏油马路。我靠在行李上,心情特别激动。我想,要记住,我是这样走进革命队伍里来的。

我们报到的人先到了那时的团部,地点是在西堂子胡同1号——一座很讲究的小洋楼,后边还有花园。听说那里原来是国民党将领宋哲元的公馆。文工团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根据我们几个人的情况——有学声乐的,有在学校业余剧团的——将我们都分到戏剧部了。那时,我听说文工团还有音乐部和一个管弦乐团。

戏剧部又在另一个地点。当时文工团之所以住得那么分散,是因为刚进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大房子,只好临时找些空房住下。戏剧部在东华门大街19号,那里原来是一座大饭庄,坐北朝南,门口是高台阶,进门是个四合院,有一排北房、东西厢房和南房,房间都很宽敞,屋外四周还有很宽的走廊,中间有个不小的天井(后来这里搭了凉棚,我们集会、排练都在这里)。东边还有一个跨院,这些房间都被打了隔断,也许就是原来的“雅座”,这样就可以住下不少人了。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先住进来的同志都很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穿着紫红毛衣的小伙子,跑来帮我们提行李,安排住处。那时由于床还没买齐,男同志一律打地铺,住在大北屋;我们几个女同志分别住在东西厢房,屋里是有床的,算是优待了。当时,我心里很纳闷,这个穿紫红毛衣的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呢?看他那身打扮,显然不是刚进城的“老”同志(这个“老”,只是区别于我们新来的同志,那些“老”同志其实也很年轻),可他又俨然以团里的主人身份在接待我。把我们都安排停当以后,这个小伙子才做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于是之:“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我心想,这名字用的字真有些特别。后来大家聊起来,才知道他也是新来团里的同志,只不过比我们早了一个月而已。现在回想,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在那一色灰布制服当中出现的那身紫红毛衣。据他自己说,那件毛衣是在旧货摊上买的便宜货。那时他是穿着一件棉袍到团里报到的。一到,就急着想和老同志学扭秧歌,打腰鼓,穿着棉袍实在不方便,脱掉它就只有这件毛衣了。他开始也觉得有些“各色”,再一想,“解放了”,穿什么不行啊,于是就大模大样地穿了起来。开始,我以为和是之的次见面就是在1949年,后来我们聊起来才知道,原来早在解放前,大约是1944年,我们就见过面,只是印象不深。那是在什么场合呢?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故事要从我家住的那个大院儿说起。这是一个很大很深的院落,里边住着包括房东在内的五六户人家。它并不是一个大杂院,各家都是独门独户,还有自己的小院落。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各家的孩子平时都去上学,只有当暑假到来的时候,大院儿的孩子们才凑到一起商量怎么过假期。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住在这里。大院儿里有很多树,松树、柳树、槐树、桃树、海棠树……吸引我们的是一个用砖砌起来的平台,它可以当成舞台用,台子上边搭着一个高高的藤萝架,藤萝开花时清香扑鼻,夏天这里是乘凉的好地方。我们小孩子就在这个台子上唱歌、跳舞、吹口琴、变魔术,还表演小节目。我们把各家的大人请来当观众,颇受好评。

随着我们一年年长大,只演些小节目已觉得不过瘾了——当时我已经上高中了。这年暑假,院儿里有同学提议排一出话剧,有人干脆提出排《雷雨》,理由是这出戏里角色不多。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就排《雷雨》,并分派了角色,但发现人手还是不够,缺一个演周萍的人。怎么办?几个男孩子商量了一阵后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参加,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好,说干就干。那时我们只能找到三四本剧本,对词的时候,谁有词谁就拿着剧本,大家轮着用。我们既没有导演,也没有剧务,只要有人一招呼,大家就都来了。所谓“对台词”,只不过是照本宣科而已。在“周萍”缺席的情况下对过几次词后,这天担任“周萍”一角的朋友终于来了。那时的孩子,也没想到要把这位朋友给大家做个介绍,只是人一来,马上就开始对词了。我被分配演繁漪,和一个陌生的“周萍”对词特别紧张,头也不敢抬,眼睛紧紧盯着剧本。那时的女孩子还真有些“封建”呢。记得这位“周萍”只来参加过两三次排练,我和他除了对词,并没说过别的话,甚至都没抬头看他一眼。暑假很快就过去了,虽然没见到我们的“成果”,但是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部曹禺的剧作,还是很有收获的。

后来知道那个“周萍”叫于淼,也就是现在的于是之(他的这个名字是在职业演戏时才改的)。若干年后,我们提起了当年在大院儿排《雷雨》对词的事,是之还记得。他说:“你那时只顾低着头念词,从不抬头看看,凡是繁漪台词里有‘我爱你’或是‘你爱我’的话时,你只念‘我—你’,‘你—我’,把那‘爱’字去掉了。”我说:“繁漪有这样的词儿吗?我怎么不记得?”他说:“有,有,有啊!”说罢,大笑。这大概就是我留给他的“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