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虽然霍普金斯看不见的朋友更可能活在未来——“将临时代”——而不是现在，诗人对他的口吻带着哀婉的此刻的亲密感，自信这位友人会喜欢自己的这个或那个特征。对此诗中的朋友，结合霍普金斯生平的评论（文德勒常对这类批评方式持保留态度）有另一种读解，认为与英年早逝的诗人道尔本（Digby Mackworth Dolben, 18481867）相关。霍普金斯曾与其在牛津有一面之缘，后有通信，为之着迷，也希望将其引向上帝。此诗创作于道尔本溺死不久之后。同时，霍普金斯知道，建立在一个推定的亲密关系上，在看似无法逾越的时间鸿沟之上，推崇宗教皈依这一“请求的微弱”。此刻的极度渴求将对亲密关系的欲望向前投射，想象了一个社群，能产生会在诗人的幸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同伴。
在这些段落里，狄金森和霍普金斯将对一位相识的人的惯常亲密交谈转换为一种罕见的形式——对一位未知的人的亲密交谈。所有的抒情顿呼，无论平向还是纵向，都赋予我们各种语气，通过语气来比拟地展现我们在生活中所知的各类关系。抒情诗可以复制父母的温柔，情人的嫉妒，朋友的关怀，罪人的谦卑。这些诗歌揭示说话者身卷其中的社会关系，诗本身也常常内嵌了各种机构化的社会规范，如家庭、教会或宫廷之爱。可是，如果诗人不想表达这样的关系，而是要重新定义它们，应该怎么办呢？比如，渴望一个比教会所提供的更亲密的与神的联系；4或试图塑造一种尚未被社会认可的男性之间的情爱关系；或寻求一种在当代艺术家中不合时宜却显现在过去的审美认同？当亲密关系的对象永远不会被人看见或知晓，却能被人唤出时，抒情诗内在而基本的创造亲密感的能力也许为惊人。在这样的情形，未见的对方成为未见的倾听者，锚泊住诗人即将流入虚空的声音。
在此，我将考虑三位诗人的作品里创造出的与不可见者的亲密。乔治·赫伯特在传统的祷告中没有找到可以充分表达自己与神的关系的言词，便创造了一群新的语气和结构来与一位神交谈，祂有时似处于诗人之上的人类思想无法抵及的地方，但更经常是（平向地）栖居在诗人的房间里，在诗人的内心里，乃至超凡地在诗歌本身中。沃尔特·惠特曼在传统的社会交往或在他所知的诗歌中没有找到渴望的与男性的亲密关系，便创造了一个看不见的未来的读者同伴，有些像霍普金斯想象的朋友。在霍普金斯那里，这位朋友只出现了一次，而在惠特曼那里，理想的交谈者在前三版《草叶集》中一直被呼唤，创造并维持的亲密感也从当下的愿望愈加投射进未来的梦想。在《凸镜中的自画像》里，约翰·阿什伯利没有在自己的时代找到一位艺术家同行来分享他对部分曲变的形象的审美，便与十六世纪矫饰主义画家弗朗切斯科·帕米贾尼诺交谈，不把他当一位逝者而是一位正在倾听的活人。幻想着在寻常现状里不可得的新的人际关系，诗人暗怀了一个乌托邦，其中此般的亲近是已知的、可得的——这里罪人会找到从未预见的亲密语气来面对一位慈爱的5救主，社会将允许男性间爱意的公开表达，艺术家——不再感到必须只符合一个具象或抽象的流派——会认识到所有艺术都把现实转化为美学上的抽象和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