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辞（与修辞学作品）
（注释从略）
用现代的眼光看，修辞学（rhetorica）与演说辞（oratio）并不属于狭义的散文。但是，依据古典文艺理论，修辞学与演说辞又属于散文。罗念生认为，“所谓修辞学，指演说的艺术，也就是散文的艺术”（参《罗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页264和271）。
关于修辞学与演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有精辟的论述。譬如，“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但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只有或然式证明才属于修辞术范围，其他一切都是附属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卷一，章1，1354a），因而当时的修辞学已经沦为论辩术的分支。修辞术与演说术（ars ōrātōria）由此区分开来：演说术的功能是说服，而修辞术的功能是找出说服的方式。亚里士多德不仅把修辞术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说服方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卷一，章2，1355b，参《罗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页147和151），而且还指出，修辞学与政治关系密切。
修辞术实际上是论辩术的分支，也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由于这个缘故，修辞术貌似政治学（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卷一，章2，1356a，见《罗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页152）。
从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在古希腊，雄辩术先于修辞学产生。事实上，演说辞早已存在于叙事诗（如荷马的《奥德修纪》与《伊利亚特》）中。几个世纪以后，雄辩术的原则才被修辞学家理论化。
第二，在古希腊，主要的散文就是诉讼演说与政治演说。其中，诉讼演说因为政治活动家参与民主运动而产生，政治演说因为富豪子弟谋求政治出路而产生（参《罗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页208及下）。
古罗马修辞学与演说辞根源于古希腊修辞学与演说辞，正如西塞罗所追溯的一样。如同在古希腊一样，在古罗马，演说辞在公元前2世纪修辞术理论抵达古罗马以前也已经产生，例如公元前280年盲人政治家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发表的演说辞，而且还存在于叙事诗（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卢卡努斯的《内战记》）和史书（如撒路斯特、李维或塔西佗的作品）中。
不过，由于民主运动高涨是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尤其是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古罗马修辞学与演说辞才有长足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2世纪的演说家老加图与格拉古兄弟，公元前1世纪的修辞学家和演说家西塞罗，以及演说家恺撒。其中，“政治演说和诉讼演说是罗马文学的成就，主要演说家是西塞罗”（参《拉丁文学手册》，前揭，页258以下；《罗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页208及下）。
此后，修辞学与演说辞衰落。尽管奥古斯都时期有一些艺术演说辞，尽管白银时代修辞学与演说辞有些复兴，出现比较有名的修辞学家老塞涅卡、昆体良、小普林尼与弗隆托，以及有名的演说家昆体良、小普林尼、弗隆托和阿普列尤斯。其中，昆体良写有论文《论演说术衰落的原因》（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论著《雄辩术原理》和两本关于学校练习演说辞的集子《次要的练习演说辞》（The Lesser Declamations）（参LCL 500和501），包括《归于昆体良名下的次要练习演说辞》（Minor Declamations ascribed to Quintilian）和《归于昆体良名下的主要练习演说辞》（Major Declamations ascribed to Quintilian）。传世的帝政时期练习演说辞还有4篇，即《痛斥西塞罗》（Invectiva in Ciceronem，像撒路斯特的演说）、《痛斥撒路斯特》（Invectiva in Sallustium，像西塞罗的演说）、《流亡前一日》（Pridie quam in exilium iret，像西塞罗关于离开罗马去流亡的演说）和练习演说辞《控喀提林》（Declamatio in Catilinam，像西塞罗在虚构的控告喀提林中的演说），后者也称作“第五篇《控喀提林》（Declamatio In Catilinam Quinta，英译Fifth Catilinarian）”，但不同于现存的中世纪的第五篇《控喀提林》。小普林尼和弗隆托写有颂辞（Panegyricus），如小普林尼的《图拉真颂》。阿普列尤斯写有《辩护辞》（Apologia），其4卷演说辞后来收于《英华集》。由于皇帝的专制统治，演说局限于学校教学的练习演说辞，这些修辞学家和演说家不可与西塞罗同日而语。
在转型时期，由于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论争，修辞学与演说辞再次复兴。既有基督教的护教家，如德尔图良、拉克坦提乌斯和奥古斯丁，又有异教的辩护家，如叙马库斯。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基督教教父都接受过异教的修辞学与演说术教育，并利用受到的这种教育为基督教服务。譬如，奥古斯丁利用西塞罗的修辞学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