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南京的进军
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经过连续两年的艰苦战斗，从广西省打进湖南省，并穿越整个湖南省，而于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攻占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然后，全军由武昌沿长江东下，在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占领了南京城。长江下游的这座古都城被宣布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这两年多的进军，总的说来，是胜利的进军，但其间经历了多次严重的风险。
在金田村起义以前，清朝朝廷已经因为广西的官员和军队无力扑灭本省各处造反的烽火而从外省调遣军队到广西来，并把以善战著名的湖南提督向荣调任为广西提督，又以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主持广西的军务。官方起先所注意的还只是所谓“堂匪”“会匪”，即天地会的各股起义力量，但在金田起义发动后，官方立刻认定金田村这支初起的起义军是他们的危险的敌人。李星沅集中了本省和从外省调来的军队共约万人，由向荣为前线指挥，来对付太平军。
金田村在紫荆山区的南麓。太平军起义后，本想进兵到桂林，但遭到向荣的军队在几个方面的堵击没有能实现。在紫荆山区一带的狭小地区内，初生的太平军东突西奔，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终于向东北由山间僻径突出重围，经过思旺等地而到了蒙江上游的山城永安。太平天国在开始发动时就称王宣布国号，固然造成声势，但因此而过早地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集中注意。这时，领导者还没有军事经验，他们没有能在敌人兵力尚未集中的时候，迅速地转移，也没有能寻找敌人的弱点，集中力量歼灭其中的某一部分。这就使他们几乎被敌人扼死在摇篮里面。经过这八个月的战斗，他们开始初步取得了机动作战的经验。
太平军到了永安的时候，据城筑防坚守，遭到敌方的更大的兵力的包围。在半年后，他们才寻找到机会突围北上。他们围攻桂林，没有成功，便向湖南进兵。在经过全州的时候，冯云山被敌方的炮火击中而牺牲。在全州城北湘江上的蓑衣渡，太平军遭到敌人的袭击，蒙受了严重的创伤。为了整顿补充队伍，他们在湖南的道州、江华、永明间徘徊了两个月。在这支农民的部队中，初出省界，就发生了怀土恋乡的情绪，一部分人要求打回广西。以杨秀清为首，坚持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正确的方针，就是把从广西追来的敌军抛到后面去，继续前进。于是他们东进到郴州，北攻长沙。围攻长沙一个多月未能得手，却在这里又牺牲了先行部队的司令西王萧朝贵。在撤去长沙之围后，他们向西由宁乡到益阳。在洞庭湖边，他们得到了数千条民船。这使他们能够越过洞庭湖而占领岳州(今岳阳)。清朝从各方调集来的大军都还蜂聚蚁集在长沙、益阳一带，而太平军已经迅速地由岳州直扑汉阳和武昌了。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不到一个月，就沿江东下，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内，先后攻克九江、安庆、芜湖，直趋南京。
太平军的领导者，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战士绝大多数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清朝政府调动了几倍于太平军的军队来实行围剿追击。统帅这些军队的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遇到了这些在不久以前除本村以外没有人知道他们名字的贫贱的农民，却一一地败下阵来，无法阻挡他们的前进。
在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共约两万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不足万人。它的兵力逐步扩大。在永安时全军有四五万人，有战斗力的人约近两万。经过蓑衣渡一战的损失后，进入湖南时，剩下不到一万。他们在湖南、湖北逐步有了十几倍的扩充，从武汉东下时已经号称拥有五十万之众了。
太平军所到之处，许多贫穷的和已经失掉土地的农民，许多本来已经流离失所，没有什么“恒产”可以留恋的劳动者，例如湖南的郴县、桂阳一带山区的开矿采煤的工人，湘江上的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许多城镇中的铁匠、木匠、小贩、轿夫等涌进了太平军的队伍。也有许多已经“落草上山”的穷人成群结队地加入太平军，他们大多是属于天地会的组织。
怎样对待天地会的组织，从阶级关系上说，就是怎样对待江湖游民。在广西、湖南、湖北，天地会的组织是非常多的。如果拒绝天地会参加，太平军就不可能扩大自己的队伍；如果让游民的坏习气支配自己，太平军就不能维持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维持它的严肃的政治面目。这是太平军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早在金田起义时，就有不少天地会的人参加，其中有的人像罗大纲，在向南京的进军中已经成了太平军中的重要的将领。但是也有些人三心二意，例如张钊、田芳等，他们原来是罗大纲的同伙，都是浔江上的“艇匪”的头头。太平军方面派人和张钊等建立了联系，但是他们中除了罗大纲以外，一则因为害怕拜上帝会的严格纪律，再则因为清朝官方这时也正向他们“招安”，他们终于没有参加太平军，反而跑到了敌人方面去了。一些和他们接触的拜上帝会的人还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发生动摇。有的天地会头子，例如广西武宣的陈亚癸，曾经表示要同太平军合作，但他的行动仍然保持着脱离群众的土匪作风，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消灭了。又如有名的张嘉祥，原在横州集众当强盗，称雄于郁江上。后来他受招安，成为清军向荣得力的助手。
这一类初期的经验使得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提高了警惕。太平天国要求参加自己的队伍的人必须成为拜上帝会的教徒，也就是必须完全接受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服从在这种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组织纪律。为了使自己的队伍既能扩大，而又不致受足以败坏农民革命的坏习气的影响，他们是采取了他们所能采取的好的办法。
宗教迷信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的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但是在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前，农民即使是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负担。他们没有科学的政治的语言来表明他们的造反的目的和方向，来论证他们的造反的合理性，所以，往往只能借助于宗教的语言。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创造了农民的上帝来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一切鬼神，并且在这个上帝的名义下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他们宣布，造反的目的不是为了一时的吃喝享受，而是为了保证一切穷苦人民的长远福利的神圣目的；也不仅是为了推翻满洲人的皇帝，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于上帝意志的天国，这就比天地会的号召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内容，真正激动了一切被压迫的农民群众。
但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只能从宗教迷信中寻找他们的革命的语言和思想武器，这当然又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下列两点：，正在进军中的太平天国虽然依靠宗教的力量来保持了自己队伍内部的统一性，但是对于在他们以外的各种农民革命力量，他们的宗教却成了一个狭隘的宗派。在太平军北上后，在广东、广西，继续出现一股股的农民起义，其中主要是天地会组织领导的。他们有的声势也还不小，但是他们仍只能重蹈已往的覆辙，每一股各行其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被敌人消灭。太平军虽然也派人和他们进行一些联系，但不可能对他们实行领导，帮助他们提高，也就只能坐看他们自生自灭。
四、北伐和西征
在论述游击战争中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时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的历史条件造成了这种流寇主义。特别在游民群众中，流寇主义有着深厚的基础。在太平天国的队伍内部有大量的游民成分，它所处的历史条件使它不可能摆脱流寇主义的战争的传统，它不能正确地解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紫荆山区是太平军的发源地，但并不成为它的根据地。太平军从广西出发，进行的是无根据地的战争，一路占领的乡村和城市，都迅速地自动放弃。它的进军虽然大大地震撼了封建统治势力，但它在进驻天京以后，不能不面临敌人倾全国的力量来进行的围攻。
这时太平天国派出了一支有两万人左右的军队继续北上。这支军队在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从扬州出发，迅速地穿越安徽、河南，在郑州以西的地区渡过黄河，迂回到山西境内，而在八月下旬进入了直隶省。这支军队和天京完全隔绝，甚至消息不通。当时洪秀全、杨秀清给予这支军队的方针是乘虚而入，直捣清朝的首都。他们显然因为有了占领南京的经验，以为用一支不大的力量孤军深入，就能同样地占领北京。但是这样一支部队在流动作战中，能够使腐朽的封建统治军队无可奈何，疲于应付，而要攻下坚守的重城却是困难的。这支部队进入直隶后，发现从保定方向正面进攻北京不可能，就折往东去，攻到天津城边。这是这支勇敢的军队到达的北的地区。它从长江边上打到这里，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它面临敌方的严重阻力，严寒的冬天也增加了它的困难。它在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不得不南撤。这支军队的指挥员是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他们都是广西人，贫农家庭出身，在金田起义时就参加了。他们在指挥这次进军中，极其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地一直战斗到后一刻。这支军队在两年内驰骋六省，转战几千里，震撼了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但是他们所执行的军事方针使他们很难避免失败。北伐军没有能在所到之处充分发动可以发动起来的群众，没有能在天津附近受阻以至撤退的情形下防止自己的士气的涣散。在撤退之后这支军队就失去了机动作战的能力。退到阜城被围困时，吉文元战死。林凤祥和李开芳从阜城突围后，各带一部分人分别死守直隶省的连镇和山东省的高唐(后又撤至茌平冯官屯)，被敌人围困了十个月和一年的时间，终于全部覆灭了。太平天国虽然从天京几次派部队北上去接应和援救，但都没有成功。
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之后，在天京外围，它只占了镇江、扬州几个据点。在南京城外，有一支清朝的庞大军队屯驻在孝陵卫、紫金山一带，这叫作“江南大营”；而江北还有一支称为“江北大营”的清朝军队，以扬州城外为中心。所以，天京是处于敌人包围中。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当然只能用一支偏师去进行北伐。他们的主力除了用来对付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外，还用来向南京以西的长江上游地区进兵。争夺长江上游地区，是为保住天京所必要的。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在出动北伐部队的同时，太平军发动了西征。在这方面，太平军进行的是争城夺地的战争。它首先在安徽，当年内占领了安庆、庐州(合肥)等地。同年，它在江西同清军激烈地争夺南昌，随后撤围北上，于八月间占领九江。到了咸丰四年，太平军又进入湖北，再度占领武昌，甚至更往西一度占领了荆门、宜昌，这是太平军沿长江达到的西的地区。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在这里，它遇到一个凶恶的敌人，这就是曾国藩的湘军。湘军在靖港一战遭到失败后，重新整顿，在这年下半年和其他清朝部队一起进行反扑，从太平军手里夺回了湖南的岳州和湖北的武昌，并且进而围攻太平军占领的九江。被迫退出两湖的太平军集中了主要的兵力来对付湘军，十二月在湖口、九江附近给了湘军以巨大的打击。于是太平军又在咸丰五年二月中旬第三次占领武昌。这时太平军和从广东方面北上的一部分天地会的起义力量相配合占领了江西的大部分地方。曾国藩的湘军的主力只是保住了赣东北的一隅。到了咸丰六年五月，太平军又击溃了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这时长江千里，西自武汉，东到镇江，都在太平军掌握中。虽然北伐军完全失败了，但在长江中下游太平军却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太平军所遇到的凶恶的敌人——曾国藩的湘军。
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在过去对内的白莲教战争和对外的鸦片战争中都已证明了它的腐朽和无能。在太平天国初起时，清朝调动了全国的绿营的主力对太平军尾追堵击，完全无效。以绿营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守在南京旁边几年，只能坐视太平军进进出出。封建统治者已不可能指靠绿营来战胜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出来组织了一支新的反革命军队——湘军。在反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渐渐地成为中心人物。
曾国藩(1811—1872)，出身于从富农而成为地主的家庭，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以后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升任到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因为母亲病死回到湖南湘乡家中。朝廷命令他在本省办团练。由此他开始了反太平天国的事业。向来的所谓“团练”只是各地方的分散的地主武装。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大规模的、有坚强组织的农民武力，分散的地主武装是无用的。曾国藩打破了办团练的老办法，组成了一支在绿营以外的正规军，它具有与绿营不同的特点。
曾国藩湘军的骨干是以保卫封建传统思想为职责而没有做过大官或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这些人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知识分子。他利用同乡、师生等关系把这些人结合在一起。他主张在山僻地区招募“有农夫土气者”做兵士。其所以选择山僻地区，是利用其还未受到外界革命风波的影响，其所以看中所谓“有农夫土气者”，是利用其落后性、不觉悟性。湘军招兵，多半是由营官亲手在他自己的家乡中招募，这样来造成一种深厚的封建隶属关系。兵士的待遇，比绿营略高。对所招兵士，都令其取具保结，把里居、家属姓名、指纹都登记下来，以利于控制，防止逃亡反叛。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确是用了深心来组织这一支新的反革命武装的。
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封建统治势力固然已经十分腐朽，但是地主阶级有两千多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它的政治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它绝不会束手待毙。当太平天国横扫半个中国，而一支偏师也能直逼京畿的时候，清朝政府确是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它像一个垂死的有机体一样把它内部一切潜藏的活力都动员起来。组织湘军的曾国藩、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等人就是在这危急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力量。他们多半不是出自世代簪缨的高门华第，虽然中过举人、进士，但还保持所谓“书生”的面目，因此比久处高位的官僚对于群众有较大的欺骗性，也比那些纨绔子弟能干得多。他们比较熟悉世情，能够把小地主、富农的兢兢业业地向上爬的那种劲头用到反革命事业上来。通过他们，清朝统治者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前团结了中小地主、富农及其知识分子，并利用了为他们所影响的落后群众，这是清朝统治者能够渡过这场难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开始在长沙办团练时，已经得到了“曾剃头”的绰号，因为他杀戮很多。他当时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酝成今日流寇之祸。”他明确认定，对不安分的老百姓，杀得太少太迟了。这些“书生”自以为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为了保卫封建主义之道，都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所以在屠杀造反的农民时是极其心毒手辣的，用曾国藩自己的说法是：“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
咸丰四年(1854)湘军在湖南、湖北对太平军的反扑，是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朝军队次得到的比较像样的胜利。虽然接着湘军又遭到挫折，但清朝政府已不能不承认湘军的战斗力超过原有的绿营。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战争中，湘军就愈来愈成为清朝的的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