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
发生半个多世纪以来，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大都是舶来品，有的直接来自于欧洲中心论以及在其上形成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有的是辗转、间接来自西方，或者是仿制品。整齐、条理、系统化的“五种生产方式”说是斯大林总结提出的。他者如农村公社、中世、中古、庄园制，以及比较系统的“古典社会—六朝贵族制—唐宋变革”论等，大抵是参照西方中心论及其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而提出的。
20 世纪50 年代，史学界也曾有关于所谓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并掀起轩然大波，一时被誉为“五朵金花”。其实，“五朵金花”的怒放，不外乎以“五种生产方式”说为基本构架的单一理论模式去观
察中国历史。其间虽也有大量的实证出现，然而这些实证却不是为了从中发现实在的中国历史逻辑，并由此创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分析范畴、概念，而恰是为了获得其既定理论预期的结果，并证明现成理论预设的正确，因而只能终表现为削足适履，终日徘徊于“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既定框格。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未提出如“五种生产方式”说那样明确的阶段论理论模式。不过，马克思确曾提出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理论问题。中国的学术界也曾就此问题进行过热烈的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却始终未能做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特点的新的理论概括。而一些实际的研究其后的落脚点，仍然是在于证明中国古代是奴隶制社会，或是封建制社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为典型，尽管是群儒舌战，热闹非
凡，但争来争去仍不出“五种生产方式”说之窠臼。之所以如此，一个理论上的重要原因，便是囿于“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既定模式。而关于中国的研究，应力求走出西方历史中心论以及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笼罩之困境，深入中国历史实践，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做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模式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