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确保政治生存的逻辑出发，在本书中我们实际上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地方政治精英对发展本地民营经济的立场和态度究竟是如何符合其自身的政治利益的？为什么地方政治精英的立场和态度可以长期不变，且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来实现其策略？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制度环境中，民营经济为什么仍然能够以迅猛的速度成长并涌现出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家?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到我们一直强调的两点：一是，即使给定宏观政治条件和制度环境，地方政治如何解读和诠释高层政治动向和信号也是可以出现很大地区差异的，这导致民营企业所处的实际地方商业环境可以和正式制度的规定有很大偏离；二是，民营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地区差异，揭示了地方政治精英会根据地方政治结构所内生的政治利益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地方商业环境。
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的起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个地方现象（如浙江），并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只有在那些民营经济的发展符合地方政治精英政治利益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发展才会得到后者的支持与保护，从而获得了一种类似产权保护的准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宏观政治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我们对浙江（和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历史的分析给出了一个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的一般性模型，即当政治精英的内部权力分配导致一部分精英被边缘化从而无法依靠现有体制来保证自己的政治生存时，他们就会通过提供类似产权保护的公共产品来争取基层支持者的政治支持，从而实现地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因此，凡是存在类似浙江的权力分配格局和精英内部分化的地方，皆会存在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差异，这和是否存在一个本地化的干部群体并没有必然联系。这一分析框架，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地理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