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沈的吃局
葛剑雄
沈昌文先生将登米寿，加上在各个圈中都称得上德高望重，早已被大家尊为“沈公”。但我称惯了“老沈”，觉得还是这样称呼亲切自然。
一般人与老沈的相识都结缘于三联书店特别是《读书》，我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大概在1983年，当时我已研究生毕业留复旦大学工作，兼担任导师谭其骧先生的助手。谭先生每次外出，我都会陪同，其中次数多的是陪他到北京开会或参加学术活动。那时的会议——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其他会议——都开得很长，中间往往有休息日。那也是一次会议间的休息日，我陪谭先生去亲戚“七姨”（谭师母李永藩的堂妺李庄藩）家，在那里我次见到老沈。原来李庄藩专门写外国电影评论，老沈来找她是为三联书店约这方面的稿子。大概事前已经听李庄藩介绍过谭先生，或者他本来就知道谭先生的专业和研究领域，他说近刚给杨宪益先生出了一本《译余偶拾》，其中有好几篇文章涉及你们这一行，杨先生都有些自己的看法。他说想寄一本请谭先生看看，杨先生的说法是否有道理。还说让我也帮着看看。回上海不久，谭先生收到了老沈寄来的书，也附着给我的一本。
再次见面已是几年后，老沈却没有忘记上次的话题，并且又提出了新的建议。他说你老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但一般读者并不了解它的意义，不懂你们专业的人也讲不清，你能不能给《读书》写一篇。我说这事得回去请示谭先生，怎么写合适。当时，有关部门已经组织几位专家写了评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文章发表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但谭先生看了并不十分满意，认为有些说法没有抓住关键或阐明主要意义，而且非专业读者未必能看明白，得知老沈有此稿约，他说你正好趁此机会写一篇，让更多的人看明白。《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一文在1990年第2期《读书》发表，不久就有好几家报刊转载，谭先生看了也说比那几篇写得好，提法确切，评价实事求是，一般人看得懂。
在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读书》的编辑赵丽雅、吴彬，以后又认识了贾宝兰。因为我写的文章都属文史类，是赵丽雅负责的范围，所以与她联系多。这几年间给《读书》的稿子有的就是她（或许是根据老沈的意思）出的题目，有些就是在她（或许是按照老沈的指示）诱导或者“催逼”出来的。我记不清老沈的次约稿是不是一饭桌上，但可以肯定以后与老沈基本都是在饭桌上见面的。
1990年起的几年间我正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务，我是编辑室主任，经常要到北京去审图、编图或处理相关事务。特别是1991年谭先生发病住院后，这些具体工作都得由我做了。那时每次去北京的时间比较长，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二个星期，其中总能安排出时间参加老沈安排的餐聚。现在回忆起来，“标准流程”如在眼前：
我到北京安顿下来，大致排定日程后，就给赵丽雅打电话，那边传来熟悉的声音：“找谁呀？”“找你呐！”“噢，葛剑雄。到北京了！这次呆几天？哪天有空让老沈安排？”稍后或当晚，偶然也会在次日，赵丽雅打来电话：“记住了，星期几晚上几点在某某地方。”“现在约好了某某、某某，某某还不一定。某某不在北京，赶不上。”有时赵丽雅会主动问，或代替老沈问：“这次想见谁呀？”因为老沈曾夸口，除了中央领导，其他人想请谁就请谁。据说他对其他人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和其他朋友都曾大胆提出要见某人，大多如愿以偿。也有的是老沈主动安排的，大多是“别有用心”，如要组某方面的稿，或聊某方面的事。还有的是对方约的，有次赵丽雅问过我留京时间，就说：“老沈说过张中行先生要见你，什么时候你来了一起吃饭。”我自然喜出望外，到时果然被安排在张先生旁的座位。
我查了这段时间的日记，有幸在老沈办的吃局上“同席”的，有我一向景仰的前辈，或是平时只能遥瞻仰视的名流，或是心仪已久的学者，或是一见如故的同道，或是相识多年却睽违有时的故人，或是有故事的中外奇人逸士、遗老遗少，还有意想不到的企业家、外国人、港台人士。如张中行、王世襄、董乐山、吴祖光、王若水、孙长江、丁聪、陈乐民、王蒙、冯亦代、庞朴、孙机、邵燕祥、蓝英年、陈四益、施康强、李文俊、刘绍明、许医农、王学泰、马立诚、盛宁、刘志琴、梁从诫、吴中超、陈子善、吴霜、俞晓群、潘振平、赵一凡、朱正琳、刘军宁、徐友渔、李辉、葛兆光、钱宁等。
一本书·一顿饭·一只猫
陈子善
沈公米寿，这是中国出版界的大事，应该写点什么，必须写点什么。但与沈公太熟了，反而不大好写，不知该从何落笔，那就写与沈公交往的三个侧面吧，都与沈公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出版家相关。
一本书
沈昌文沈公的大名是与三联书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沈公，就没有1980、90年代执中国出版界牛耳的三联书店。我先认识沈公的前任范用范老板，后认识沈公。1985年8月，浙江富阳举行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劫后幸存的汪静之、许杰、楼适夷、柯灵、唐弢、王西彦等文坛前辈都参加了，盛况空前。范老板也来了。就在这次会上，范老板向王自立先生和我约稿，嘱我俩编一本《郁达夫和书》。我俩受宠若惊，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即着手工作，初稿不到一年就编竣了，收入了不少郁达夫的集外文。此时三联领导已经换将，范老板荣退，沈公走马上任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沈公接手时三联形势很严峻，经济压力山大。但在当时，《郁达夫和书》书稿寄出后一直渺无音讯，不免忐忑不安，鼓足勇气写信询问责编秦人路先生。秦先生转达了沈公的批示，大意为：书编得不错，请耐心等待。这就好比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使我们有机会对此书初稿进行调整和增补，还新编了附录《郁达夫日记中关于图书记载摘编》。
在沈公的英明筹划下，三联的出版形势大为改观。拙编《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也终于在1995年3月由三联书店推出，一年以后重印。如果我没有记错，书名中的正标题“卖文买书”来自郁达夫的诗句“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正是沈公出的点子，显而易见，这个书名更具吸引力。我在书的《编后缀言》中写明，此书是“在范用、沈昌文和秦人路先生的热情支持下”才得以问世的。
《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是我在国内一流大出版社次出书，虽然还不是我自己写的，只是我们编的，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高兴。而此书能够出版，完全出于沈公的特别关照。
一顿饭
沈公请饭是大大出了名的，他自己也从不讳言“吃吃喝喝”。每次饭局开始，听他用宁波话畅谈“食经”是好的开胃菜。这么多年下来，不知吃了沈公多少顿饭，不知在饭局上听了沈公多少次高谈阔论，每次都大受教益，无论作文、编书还是为人，都得到了沈公的指点。
当然，沈公的饭不能白吃。如果不是吃饭，沈公、晓群和陆公子出版“铁三角”的阵容能否排出来，《新世纪万有文库》能否出版和新《万象》能否创办，都在未知之数。在饭局上组稿，在饭局上讨论并确定出版大事，这是沈公的一大绝招。而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不是沈公请饭，也就无从在席上见识陈原、陈乐民、资中筠等前辈并聆教了。
关于请饭，我想沈公心中一定有一幅完整的京城游吃图，那里有好馆子，那里环境清雅，那里又便宜又好吃，沈公一定了如指掌。这些年跟着沈公，吃过北京城里的京菜、粤菜、潮州菜、云南菜、川菜、湘菜、杭州菜、上海菜，以及清真菜等等，不一而足，虽还不能说已经吃遍，也相差不远了。
有一次，沈公故作神秘地说，带你们去一个从没去过的菜馆。记得那是在东四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真应了“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古话，惜店名已记不得了。原来这是一家北京土菜馆，吃了一桌真正的北京土菜，具体哪些菜肴，也已不复记忆。但这顿饭吃得有滋有味，吃得神清气爽，至今仍仿佛齿颊留香，以至吃了沈公那么多顿饭，这顿印象为深刻。
一只猫
十多年前，陆公子检出一枚对折的猫纪念卡送我。纪念卡正面图案，一只漂亮的虎斑猫在西文古书架上舒坦地酣睡，四周全是皮装古书，古色古香，书香四溢，整个画面温馨而有趣。书和猫，正是我之爱，知我者，陆公子也。
然而，待打开纪念卡，又有新的发现。里面有黑色水笔题字：
昌文先生：
Thank for everything！
孙康宜 2000，8，16
这纪念卡原来是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送给“昌文先生”即沈公的。康宜教授属于爱猫一族，我曾在她府上见到她养的可爱的黑猫，所以她寄给沈公猫纪念卡是情理中事。但我翻到纪念卡后一面，发现还贴着一张小便条，便条上是沈公的亲笔批示：
明信片供陆兄备用。好有讲猫的文章，此图可作封面。
昌文 2000，8，27
毫无疑问，沈公在收到康宜教授的纪念卡后即批转陆公子了。当时，新《万象》刚创刊，陆公子正全力以赴主编新《万象》，沈公则随时予以指导和点拨，这枚纪念卡就是一个明证。沈公认为这幅猫画很有特色，可作《万象》封面画，但好这期《万象》也要刊出写猫的文章，以收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之效。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的绝妙主意，不能不令人佩服。只是后来未组到合适的写猫文，这幅画也一直未刊用，直到陆公子离开新《万象》，直到他把这枚纪念卡转赠于我。
一枚小小的猫纪念卡，凝聚着沈公、康宜教授和陆公子的情谊，而沈公敏锐的编辑眼光由此也可见一斑。因此，我当什袭珍藏。
沈公传奇之吉光片羽
江晓原
我与沈公的交往，若以“神交”言之，已有40年历史，可谓久矣。然而我对沈公的印象，却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这些零碎的印象，有的属我亲历，有的得之传闻，有的来自文献记载，有的出于个人解读，拼合起来，或许能够形成沈公一个鲜活的侧面。
沈公与扫地僧
我次见沈公，是在怎样一个场合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有一些报纸记者，沈公对他们自我介绍说：我是三联下岗职工沈昌文。然后又加了一句：我在三联扫地。那时我的弟子穆蕴秋还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有一天我偶然和她说起记忆中沈公这两句奇特的话，她立刻想到了金庸《天龙八部》第四十三章“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中的少林寺藏经阁扫地僧，大为叹服道：沈公厉害，他是在以扫地僧自况啊！当然，这是她的个人解读，沈公当时是不是在以扫地僧自况，那只有沈公自己知道。不过，以沈公在出版界江湖的勋业和名声地位，真要以扫地僧自况一回，自然也无不可。
其实我和沈公打交道，可以追溯到整整40年前。只是说来奇怪，这番交道当时我自己并不知晓，所以可称之为“神交”。却说那时我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本科，但已经成了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的粉丝，有一次心血来潮，给《读书》编辑部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建议他们给自己另外取个英文刊名，不要叫做“DUSHU”——这个建议直到今天《读书》也没有采纳。但令人惊奇的是，我的这封读者来信，沈公居然一直保存着，而且还在他晚年的书中提到了，并登了信件的照片！这就让我着实受宠若惊了。
随着我在学术江湖混迹日久，渐渐真的和沈公有了小小交集。记得有一次我正和一位编辑好友一起在三联的图书中心看书，忽遇沈公，他说他正要在附近的饭店请客吃饭，既然在此处邂逅，就邀我和女编辑一同赴席。长者之命，自当遵从，记忆中这是我次和沈公同席。饭局非常愉快，我只记得席上沈公被一众才女包围着，她们燕语莺声，用种种甜言蜜语赞美沈公，沈公则怡然自若，一派老神仙风范。
沈公与“三结义”
沈公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他在“‘海豚书馆’缘起”一文中说：“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有过一次‘三结义’。……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延用“桃园三结义”的比喻，沈公年长，自然是刘玄德了，那关、张二位，偏偏和我都是多年的朋友。特别是俞晓群，每次“南巡”上海，必会招宴，在他的饭局上，有多次是他们“三结义”都在的，于是又得到亲近沈公的机会。
沈公提到的“三结义”成果之一，是1998年创刊的《万象》杂志。我为这本杂志写过多次稿件，这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份杂志，特别是喜欢她的风格。在沈公“三结义”中的陆灏离开《万象》杂志之后，继任者仍然保持了陆灏的风格，直至杂志寿终正寝。我保存着《万象》从创刊直到2013年结束的全套杂志。
沈公负责《读书》杂志多年，曾为她付出过大量心血，那肯定是沈公“爱”的对象。当然《读书》杂志也是我“爱”的对象，不过我之“爱”与沈公之“爱”不可同日而语，我只是保存着《读书》从创刊以来的全套杂志，并且不时为她写稿，略效绵薄而已。
记得那时《读书》杂志正在经历着她历史上文本不吸引人的阶段——所幸这个阶段早已经结束了。沈公当时有名言曰：“我现在不看《读书》了，只看《万象》杂志。”这话大得我心，因为我当时《读书》杂志也看得越来越少了，只是出于怀旧心理，恋旧情怀，对她的常年订阅依然继续着。那时我也贡献了一句小小的“名言”，这“名言”后来被沈公载入他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中：“江晓原教授近年有一句名言：‘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哈哈，那是因为——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此语在网上流传极广。”
我有幸被沈公品鉴的“名言”虽属玩笑，却也能再次得到印证：《读书》不久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沈公先前重视文本可读性的传统，那上面又有好读的文章了，而与此同时李零也恢复在《读书》上写文章了。
沈公与《读书》杂志之思想及文本
沈公在图书出版界江湖上的惊人艺业，我不大敢置喙，那得是沈公“三结义”中写了三大本《一个人的出版史》的俞晓群那样的资深优秀出版人才有资格谈论的。但是对于《读书》杂志，我自认有一点一孔之见，或许值得说两句。这也是我后来学习了沈公的著作，回顾前尘往事，得到的一点体会和印证。
《读书》创刊之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始，但承“文革”余绪，许多“左”的思想和观念，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故此时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冲破“左”的桎梏，勇于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读书》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一文，就深合此旨。那时《读书》上大量秉持此旨的文章，让我爱不释手，印象深刻。近读沈公题赠《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一书，谈及《读书》创办时的宗旨，竟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不觉掩卷而兴“难怪如此”之叹！
将《读书》办成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当时是有很大阻力的。沈公回忆说：“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奇妙的是，这番话却帮助沈公领会了《读书》的使命。
现在回忆起来，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初创的《读书》之所以会吸引我这样一个天体物理专业的理科大学生，“思想解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读书》创刊的前一年，即1978年，让中国科学界兴奋的事，莫过于“科学的春天”，其实《读书》当初的使命，又何尝不是在呼唤人文学术的春天呢？
《读书》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读书》上的文章好读。用学术黑话包装一下就是“对文本有美学追求”。我当时只是感觉《读书》上的许多文章与其他杂志上的明显不同，《读书》的许多作者学植深厚，还能有一番锦心绣口，所以让我特别爱读，却不知这也正是《读书》有意追求的境界。近读沈公题赠之《也无风雨也无晴》，对此得到有力印证。里面谈到当时对《读书》上文章的要求，首先是“厚积薄发，行而有文”，甚至“不文不发”。沈公回忆说：“我们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观点很可以，但是文笔实在不行。”
像《读书》这样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是会给她的作者们带来荣誉感的。我想到的典型也八卦的例子，是张鸣教授在文章中提供的。他说他在求学时代，室友心心念念的是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而他念兹在兹的却是想在《读书》杂志上发文章，只是老也发不成，让他十分郁闷。想想《中国社会科学》今天的学术地位，在那上面发一篇文章，在今天的体制内就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之事，可是在当年张教授眼中，和《读书》相比居然何足道哉！《读书》能被学人如此心仪，它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沈公“不文不发”的提倡之功，诚不可没。
沈公之神仙岁月
沈公晚年，游戏人间，常背着小青年们喜欢的双肩包，自称“问题老年”。还经常拿他和那些年轻貌美的女编辑们的亲密关系开玩笑，女编辑们都不以为忤，她们爱戴他，“宠幸”着他，在饭局上用各种甜言蜜语去哄慰他。旁人观之，竟是一派和谐，殆近于朱熹《诗集传》中所言“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之境界矣。
2015年8月，我的科幻影评集《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在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上发布，沈公亲自前来为我站台，和沈公一起站台的还有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沈公的“三结义”俞晓群、著名影评作家毛尖，他们都对拙著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和推荐。这也许是我和沈公发生过的的一次“工作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