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道术
第十三节 道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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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道家祖师爷老子那里，是一个悬空的概念上的存在，“玄之又玄”“惟恍惟惚”，神秘难测。正由于它具有典型的形而上的品格，所以，老子才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如果可以说得出来，付诸文字，那么，它就不是永恒的道了。这一论断，获得了明代的全能大儒王阳明的高度认同。当弟子问到这个问题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
不过，老子的说法也还存在着矛盾。既然幽玄、恍惚，不可捉摸，那又怎么能够听得到呢？他曾经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四十一章）意思是，有悟性、聪明的人，听了道，就努力去践行；悟性不高的普通人，听了道，将信将疑，半信半疑；而完全没有悟性、俗陋不堪的人，听了道，会哈哈大笑，采取鄙薄、讥笑的态度——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人人都能轻易地悟解，那还能称之为道吗?
认识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到了庄子笔下，“道”，就要丰满得多，具体得多，不仅可以言说，可以听闻，可以捉摸，而且变得具象化了，直至揭开神秘的面纱，亮出了它的多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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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面孔，是生活化。这是从道的外在形态上讲的。 道，在道家祖师爷老子那里，是一个悬空的概念上的存在，“玄之又玄”“唯恍唯惚”，神秘难测。正由于它具有典型的形而上的品格，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也好，哲学也好，如果它是可说、可闻、可见的，能够体悟的，那就必然来源于现实生活，植根于客观实践，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事物而悬空浮置。而且，可以通过喻象性的方式，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加以解释。庄子的哲学就正是这样，因此，把它称之为生活的哲学。
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对于道，庄子同老子一样，视之为的精神抽象，“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但是，他又承认，道无处不在，道现身于具体事物之中，可见可闻，可说可议。
《知北游》篇记载：居住在东郭的顺子先生，这天来到庄子的家里，要同他一起讨论一下有关“道”的问题。
东郭子说：“请问先生！所谓的‘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庄子回答得很简捷，很干脆：“无所不在。”
东郭子说：“一定要指定一个具体所在，然后才能得到认可。”
庄子说：“在蝼蛄、蚂蚁身上。”
东郭子有些不解，便问：“怎么这么卑下呢？”
庄子说：“在稊草和稗子那里。”
东郭子问：“怎么更加卑下了呢？”
庄子说：“在瓦片、砖块那里。”
东郭子问：“怎么愈来愈卑下呢？”
庄子答说：“在屎尿中。”
东郭子再不作声了。
附原文：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说到“道在屎溺”，我忽然记起晚清的一则趣闻：
李鸿章特别热心洋务，十分注意钻研一些现代科技方面的名词。这天，他向一个下属询问：“这个‘抛物线’是个什么名词呢？”下属旁征博引，讲了一大通，可是，李鸿章仍然没有弄懂。那个下属急中生智，脑子有些开窍了，便说：“中堂大人，你不是经常撒尿吗？撒尿时那个弧度的线条，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听了，开怀大笑，一下子明白了，幽默地说：“各位，你们都听明白了吧？从前的庄子，不是说过‘道在屎溺’吗？原来，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啊！”
当然，话是这么说，同样承认道是无处不在的，同样知道道在生活中随处可以体认，其间却有悟和未悟的差异。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李鸿章真的悟解了《庄子》，那他还会不会那么热衷仕进，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像他的老师曾国藩所说的：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少荃（鸿章）拼命做官”呢？
禅宗对话录中，记载这样一个有名的故事：那天，马祖道一法师来找慧海法师，问道：“您现在修行还用功吗？”慧海答说：“用功呀。”马祖问：“那您是怎么用功的呢？”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马祖听了，有些糊涂，问道：“只要是个人，谁不是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呢？难道他们那也叫用功修行么？”慧海说：“其他人吃饭睡觉，和我的吃饭睡觉，是大不一样的。”马祖问：“怎么个不一样法？”慧海说：“他们该吃饭的时候不吃，百种需索；该睡觉的时候不睡，千般计较。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之处呀。”别人是“百般需索”“千般计较”，即使也是吃饭和睡觉，但那根本谈不上什么修行境界。这就是悟和未悟的区别所在。
看得出来，古今中外之道有其共通性，不见得那些深奥的至理都悬置于藐远的天庭，或者封存在象牙之塔里。正是为此，中国古人才说：“道不远人。”而且，在道的面前，无所谓大小，一粒菜籽的内蕴，可以同须弥山一样大，所以，佛经中才有“纳须弥于芥子”的说法。
报载，有人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问询一位白发苍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您的成就那么辉煌、博大，请问是在哪所名牌大学、哪个的实验室学得的？”这位学者答道：“在幼儿园里。童年时节，我在这里学到了人生基础的道理：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了事情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些。而正是这些普通至极的人生道理，为以后的路途铺下了牢固的基石。”
下面，书归正传，继续述说庄子与东郭子的交谈。
见东郭子愣在一旁，没有作声，庄子便接着上面的话题，做进一步的阐释：
“先生的问题，本来就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有个监管市场交易的人，名字叫‘获’。他向屠夫问询：在检查中，如何把握猪的肥瘦程度？屠夫告诉他，猪的下腿处难有肥膘，所以，只要用脚踩一下猪的下腿就知道了。看来，观察的所在越是卑下，就越能显示问题的实质。不要认为至道存乎物外，其实，道是离不开物的。的道也好，宏伟的议论也好，莫不如此。‘周’‘遍’‘咸’这三个词，分别代表整体的、普遍的、共同的，说法虽然不同，表现道的实质和含义，却是毫无二致的。”
庄子接着说：
“上面，你按照你的理解问‘道’，我按照我的理解来说‘道’；现在，咱们还是再进一步，让我陪同你神游一番无何有之宫，混同一体来探讨终极无穷的道理吧，尝试着共同领会无为的境界——它是恬淡而静止的，寂寞而虚空的，谐调而安闲的。我的心志，寥然而虚寂，无所往，也不知其所往，去了又来，也不知要停留在哪里；我已经去去来来了，究竟终结在什么地方，却不晓得；置身于广漠虚廓的境界，大智之人与道相契，却不知道它的终极。
“造物者（道）与物融为一体，它们之间并没有界限；至于以一己为中心而形成物的分际，那是万物自己在互相划分界限。没有界限的形成界限，那是道散而为物；形成了界限而没有界限，那是物化而归道。说到盈虚盛衰，道使物有盈虚，而它本身并没有盈虚；道使物有盛衰，而它本身并没有盛衰；道使物有本末，而它本身并没有本末；道使物有聚散，而它本身并没有聚散。道主乎物之中，却出乎物之外。”
附原文：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尝相与游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论，无所终穷乎！尝相与无为乎！澹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来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来焉而不知其所终；彷徨乎冯闳，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
这也就是所谓“曲终奏雅”吧——庄子又把话题拉到了道的本原上去。
综上所述，看得出来，庄子突出地强调了四个要点：
，道无所不在。
第二，道存在于每一具体的物象，即所谓“生活化”，但又不为每一具体物象所拘囿，这体现了道的超越性。
第三，作为存在的本原与根据，道与具体事物并没有截然分割的界限。
第四，道始终恒定性地存在着，不会随着具体物象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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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第二张面孔，表现为自然性。
这是从庄子之道的根基上讲的。庄子之道是自然的哲学，在他看来：
——天地间原本有自然的秩序，万物都处于自然、自得、自足状态——“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所以应该“放（仿）德而行，循道而趋”(《天道》），顺应其自然的存在方式；提倡“天人合一”“物我齐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人为地干预自然、破坏自然。
——应该宗法自然，亲近自然，任情适意，随性而发，维护性命的真实，从源头上遏止人性的异化；反对通过仁义、智巧、物质技术这些外在的东西，雕琢、改造、损毁人的本性。
——秉持自然主义立场，对于违背自然法则、扰乱自然秩序、损害人的本性的思想行为深恶痛绝，持严厉的批评、抵制态度。
三者共同的旨归，是“回归于朴”，回归自然；所遵循的共同准则，都是无为，“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至乐》）。
关于自然的蕴含，陈鼓应指出，自然应有不同的含义，有物理的自然，有人文的自然，有境界的自然。老、庄的自然，不是物理的自然，而是人文的自然，是境界的自然。
庄子认为，为治之道，在于无为，应当顺人性之自然，而毋庸横加干涉。可是，现实的社会制度、专制政治，却都是凭着国君的意志去制定礼仪法规，并须遵照施行，这完全是扭曲人的自然之性。“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应帝王》）这该是何等的荒谬！
在《庚桑楚》篇，庄子借助得道者庚桑子之口，发表对于古代的尧、舜举贤任智，干扰人的自然本性的看法：
“尧、舜这两个人，又怎么值得称赞呢？他们对贤者、能人、善行、利益的分辨，就像胡乱捣毁城墙，却种植蓬草来做屏障一样！挑着头发来梳理，数着米粒来下锅，这样斤斤计较，劳而无功，又怎么能够救助世人呢!推举贤者，人们就会互相倾轧；任用智者，人们就会互相欺骗。这些做法都不足以使民风淳厚。民众追求私利十分迫切，于是，子杀其父，臣弑其君，白昼行抢，正午穿墙。我告诉你们，大乱的根源，必定起于尧、舜之时，而其流弊将影响到千年之后。千年之后，必有人吃人的惨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