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新文学作家交往漫谈
有些人常以现代人思维方式看待那时的文人交往，认为既然陈寅恪思想相对保守，被视为“文化遗民”，又主要从事中古历史和古代文学研究，理应和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的文化观和文学观也必然对立。
其实不然。陈寅恪与胡适、鲁迅、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戴望舒等很多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和著名作家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有些如傅斯年、俞平伯、许地山等甚至可称为莫逆之交。就他们而言，思想和学术上的分歧并不妨碍私交，而是否值得交往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学人的人品和学问如何——当然如果在治学上有共同语言或交叉之处就更容易交往了。就陈寅恪而言，他判断一个学人是否值得交往除却上述两点外，还有就是家世如何或者是否学有渊源，也就是极为看重这个学人的家学或师承传统。
首先说陈寅恪和鲁迅的交往，陈寅恪常被视为民国时期遗老遗少人物，而鲁迅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他们好像水火不相容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
1902年与鲁迅同船赴日本留学者就有陈寅恪和其大哥陈衡恪，而带领他们出洋者是陈寅恪的大舅俞明震，他曾在鲁迅上学的矿物学堂任总办，自然是鲁迅的老师。此人思想开明，属于新派人物，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这样描述他：“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后来弃医从文，应该与受到俞明震影响有一定关系，鲁迅在日记中也一直称其为“俞师”。鲁迅与陈寅恪兄弟到日本后又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直到1904年毕业。鲁迅和陈衡恪回国后，又同为职员，此时陈衡恪在书画方面已颇有名气，但和鲁迅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后来陈衡恪成为民国有名的大画家，甚至齐白石也是在其下才逐渐被世人所知，所以齐白石曾多次表示陈衡恪才是他的知音和伯乐，不过陈衡恪和鲁迅却一直保持好友关系，直至其患病去世。鲁迅日记中有很多他与陈衡恪一起逛古玩店、书店、互赠礼品和吃饭的记录，鲁迅甚至请陈师曾代写寿联，竟“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这一个幽默的“捕”字就充分表现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至于陈寅恪，由于小鲁迅九岁，鲁迅大概一直视其为小弟弟，不过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册和第二册出版后，鲁迅还是送给陈寅恪一套，并郑重记入日记。后来陈寅恪远赴欧美留学多年，鲁迅则在五四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并成为领袖人物，两人交往自然停止。尽管陈寅恪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对新文化运动持有异议，却从未对鲁迅其人其作有任何评价。但他们的缘分并未结束——陈寅恪任教清华期间已是大龄青年，恰好有人把唐筼介绍给他，两人相识不久，即很快结为夫妻。除却两情相悦因素外，其实也和陈寅恪一直看重的出身门第有关，因为唐筼说起来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崧曾为台湾省巡抚，而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恰好算是门当户对。且说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算起来还是鲁迅的同事，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吧。20世纪50年代，许广平南下香港途经广州时，还特意去中山大学看望唐筼，此为后话。
鲁迅一生冷嘲热讽骂人无数，却没有骂俞明震，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发表过陈寅恪几篇文章，鲁迅也曾撰文对吴宓和《学衡》百般嘲讽，却对陈寅恪的文章保持沉默。究其原因，与他和陈氏兄弟的早年交往肯定有关。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何没有讽刺陈寅恪，因为对同时代的很多老乡、老友，鲁迅都会因思想见解上的分歧进行批评甚至与其彻底决裂，如钱玄同、林语堂等，所以陈寅恪和鲁迅早年的一些交往，不能成为鲁迅不批评陈寅恪的理由。在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中，除了陈寅恪其余三人都曾遭到鲁迅的辛辣嘲讽，尽管他们或者是鲁迅青年时崇拜的对象，或者是鲁迅的同乡兼国学大师。看来，鲁迅没有批评嘲讽陈寅恪，除了早年的交往因素外，除了陈寅恪的学问和人品无可挑剔外，也与两人精神气质上很是相似有关。已有学者指出，20世纪精神上痛苦的两个文人，就是鲁迅和陈寅恪。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有着终生挥之不去的悲凉，也即鲁迅在评价宝玉时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唯宝玉而已”。
此外，就学术专长而言，鲁迅虽主要成就在创作，却以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他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地位。而陈寅恪虽主要研究中古历史，却也曾对古代小说演变有精深研究，在这方面两人有一定交叉甚至互相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并未公开，而是采取一种我称之为“潜对话”或“间接对话”方式呈现，对此笔者曾在拙著《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中有所论述，此处只简单提及。例如，陈寅恪曾撰写系列文章论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并多次指出自己的研究“于治小说文学史者傥亦一助欤”，“以告世之研究小说源流者”，等等，这些话显然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别有所指。陈寅恪这些文章大都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此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问世，而胡适等也在从事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考证工作，他们二人也是那时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成就者，所以陈寅恪应该是以委婉方式建议他们注意自己的研究，或者说对他们研究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
文人领袖蔡元培的“朋友圈”
民国时期的浙籍文人群体，在当时几乎每一个学术和文学领域以及很多高校中都占据重要甚至领军地位，自然引人注目甚至遭人妒忌，常用之讽刺性称呼就是“某籍某系”。大凡读过鲁迅杂文的人，当对这个“某籍某系”不会陌生，因为在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自然是指北大的国文系。其实在浙籍文人群体中，还可划分出几个小群体，除却影响且势力的章门弟子外（章门弟子也可分为很多小群体，如周氏兄弟就各有自己的弟子群），至少还有几个浙籍文人群体值得关注，例如以李叔同、丰子恺等为代表的群体，以马一浮及其弟子为代表的群体，以及以施蛰存、穆时英和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群体等。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促成民国初年浙籍文人形成群体并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蔡元培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一个相当长时期，蔡元培都是浙籍文人的领袖人物，而章太炎则更多扮演浙籍文人精神导师的角色。
直接推动鲁迅开始白话小说创作者，是蔡元培的老乡钱玄同。钱玄同为浙江吴兴人，与鲁迅相识于东京留学时期，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蔡元培、许寿裳、钱玄同等浙江人际关系的援助，鲁迅可能不会在新文学发生期就得以名扬天下，而民国时期的“浙江潮”可能也会较晚才出现，或者根本形不成后来那样的浩大声势。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蔡元培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自其掌北大后既已确立，尽管外界一直视他为浙籍文人的“掌门人”，但在浙籍文人内部，对他有意见者并不少。这是因为浙籍文人群体中以留学日本者居多，而他们大都奉另一位浙籍文化大师章太炎为师。蔡元培和章太炎之间，虽然有过和孙中山共同反清的合作历史，但也有过论争。例如，在20年代初，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与孙中山担任大总统的广东军政府要员章太炎、张继等人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而浙籍文人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也曾在书信中表示对蔡氏不满。但从整体上看，浙籍文人对于蔡元培之领袖地位还是承认的，或者说也正因为他居于领袖地位，才会因其某些做法的可能不当遭到一些浙籍文人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