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愚昧与启蒙
?D?D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起
西方哲学迄今已有2 500年历史，但只出现过两个爆发期，每个时期有150年左右。个时期出现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绵延到公元前4世纪末。第二个时期出现于北欧，在欧洲宗教战争爆发和伽利略科学兴起之后。这个时期从17世纪30年代延伸到18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大革命前夜。在那些相对较新的年代里，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卢梭和伏尔泰?D?D大多数著名的现代哲学家?D?D留下了他们的标记。这些人都是“外行”：无一与任何大学有多少关系。他们探究新科学和宗教剧变的含义，这使他们对传统的学说和见解提出了质疑。科学的进步对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对我们的上帝观有何影响？政府应当怎样对待宗教的多样性？究竟为什么建立政府？这些仍然是我们的问题。正因如此，笛卡尔、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如今仍然被引用，被争论。
这些哲学家仍然在对我们说话，因此易使我们误解他们。人们不禁会以为他们讲着我们的语言、活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若要正确地理解他们，我们就必须重新追溯他们的生平。这就是本书想做的事。
18世纪启蒙运动的种子在17世纪就播下了，当时有些人认为历史的发展方向反了。值得尊崇的人并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是“我们”。弗朗西斯?培根显然是使这种思想成型的人。但在培根的许多模仿者里，布莱斯?帕斯卡在他关于真空的论文里也许清楚地表述了这种思想?D?D近期的实验表明大自然并不厌恶真空，尽管古人这么说过（指亚里士多德“大自然厌恶真空”之说）那些被我们称为古人的人，其实处处都是新的，完全相当于人类的婴儿；我们延续了他们，他们的思想被奉为其后数个世纪的经验的知识，因此，我们恰恰应当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被我们尊崇的、他人身上的这种古代性。
帕斯卡还指出：如果古希腊人同样敬畏地尊崇其前辈，就像其后时代的人尊崇古希腊人一样，则他们将始终不会获得他们赖以受尊崇的那些东西。
培根是新思想的有力宣传者，他饱受旧思想代表者的怀疑。培根认为：我们应当出去发现事实，不应把时间浪费在落满灰尘的书本上。这将引领我们解开自然之谜，探索它们，让世界为人类变得更好。培根提倡认真、系统地观察，因此被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初被称为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视为福神；英国皇家学会是欧洲批科学考察者俱乐部之一，成立于1660年。100年后，培根被法国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e）誉为人类新发端的英雄，尽管这些崇拜者勉强地承认：培根本人的科学思想似乎被误导了。培根忽略了、误解了或没有看到一点，而如今我们把那一点视为培根所处的时代引人注目的科学发展。他几乎没时间去研究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学说，因为它们都与数学相关，令人心烦；他也没怎么思考过哥白尼，谈及哥白尼的天文学，培根说“我坚信（它）大多都错了”。尽管如此，培根着手完成的事情，仍然是“鸣钟召集其他智者”。他做到了这一点。他谴责了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学术退化”。一些人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正在成为新时代主流的事物，都认为这个谴责是正确的：
经院学者……拥有敏锐、强大的智慧和大量闲暇，其阅读的种类很少有变，但他们的智慧却被锁在了寥寥几位作者（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们）的斗室中，如同其身体被锁在了修道院和书院中。他们对历史知之甚少，对自然界或时间也知之甚少，根本没做成什么事情。其智慧的无尽骚动，使我们把时间耗在了那些被烦琐编织成的学问之网上，那些学问则保留在他们的著作中?D?D学问的蛛网，其蛛丝与做工之精良虽然值得赞美，却毫无实际益处。
托马斯?霍布斯（他做过培根的短期助手）认为，中世纪的哲学风格就是“愚昧王国”（the Kingdom of Darkness）的一部分。迷信和不宽容也盛行于这个隐喻的王国。找出逃离这个王国的办法是一大挑战。
17世纪的一些人准备睥睨古人、睥睨教会权威、睥睨中世纪的科学和哲学，这是怎么发生的？在《理性之梦：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哲学史》（The Dream of Reason：A History of Philosoph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Renaissance）一书讨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并揭秘了它们为什么会从引领人们走向理性王国，到成为人类思想的桎梏。《理性之梦》的出版得到广泛的关注，其修订版将与本书同时出版。而本系列的第三本书将继续讲述哲学家们的故事，它将从康德开始，其有影响的著作出版于1781年，正好是伏尔泰和卢梭去世后三年。康德开启了西方哲学的一个新阶段。
（根据本书前言整理）
?认识怀疑一些的笛卡尔
笛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