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侠能弥补托尼·史塔克的错误吗？
克里斯托弗·罗比肖
作为一位天才超级英雄、富有的实业家和高级政府官员——以及不要忘了，一个十分擅长享受生活的男人——托尼·史塔克被视为美国成就和卓越的典范。但他也有私人的一面，暴露了他的不安。仔细审视便会发现，史塔克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他接近自毁性情。他那技术宅的悟性让他更加擅长，也更加喜爱，建造仪器而不是维持人际关系——问问“小辣椒”波兹（还有其他人）就会知道。而他的职业生涯少说也是成败参半，无论穿不穿他的高科技盔甲。不管是追踪史塔克企业做成的见不得人的武器交易，控制钢铁侠技术落入反派之手造成的灾害，还是面对美国队长当着自己的面被谋杀的国家危机，托尼·史塔克发现自己总是需要努力纠正自己有意无意造成的灾害。确实，他总是不断地解释当时的情境和自己对已知失误的愧疚，那大概是史塔克作为钢铁侠丰功伟业的主要动机了。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漫威宇宙中如此迷人的角色。那么，个人救赎和补偿公众对他来说能做到吗？还是说那对无敌钢铁侠来说是无可企及的？
有差异的区别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审视道德责任的问题。因果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是有区别的。当我们以某种方式帮助引发了某个事件，我们便对其负有因果责任，但那还不足以说我们对其负有道德责任。假设“铁霸王”奥巴代亚·斯坦尼不知怎的重新编写了钢铁侠盔甲的程序，一旦托尼穿上并激活它，那身盔甲就由他掌控。托尼不知道这个事实于是穿上了盔甲，然后在斯坦尼的控制下被迫攻击了神盾局的天空母舰。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托尼对攻击神盾局总部就负有至少一部分因果责任。毕竟盔甲内是他的身体，要是他不穿上盔甲，神盾局就不会受到攻击。但史塔克对他的行动并没有道德责任。他不知道斯坦尼捣鼓了钢铁侠盔甲，穿上它的时候，他的行动不由他自己掌控。因此，相应的责任也就落到了铁霸王身上。
请注意，这个案例有两个因素，哪一个都足以免除托尼攻击神盾局的道德责任。其一是他不知道斯坦尼的行动。要是他知道铁霸王做了什么，但还是穿上了盔甲，那么即便斯坦尼在那以后没有控制托尼的行为，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托尼对这次攻击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故意将自己置于坏人的掌中。另一个免除他道德责任的因素便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对不是自愿做的事没有道德责任。如果我们发现史塔克可以重新掌控他的盔甲，却自己选择不那么做，那么我们依旧有理由得出结论，他对神盾局的攻击负有道德责任，即便他穿上盔甲时不知道斯坦尼做了什么。
作为还是不作为，这是一个问题
区分因果责任和道德责任打开了另一个重要区别的大门，那就是作为和疏漏。做某件事和不做某件事的区别十分明显，但两者都能是成因吗？哲学家们没有统一意见。如果一次街战中，钢铁侠揍了绯红机甲一拳，导致他撞向一幢大楼，那么显然，钢铁侠的行动是绯红机甲撞到大楼的成因。但假设是绯红机甲冲向钢铁侠；他攻击过头，驶过钢铁侠，撞上了一幢大楼。钢铁侠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钢铁侠的这种疏漏是绯红机甲撞上大楼的成因吗？一方面，要是钢铁侠阻止了绯红机甲，他就不会撞上大楼。这似乎足以说明钢铁侠的疏漏确实是一个成因。但另一方面而言，要是我们将此类疏漏也视为成因，那么我们便被迫卷入了许多之前觉得和自己没关系的事情。就这个例子，要说钢铁侠静静地站在一边，导致绯红机甲撞上了大楼，怎么讲都有些奇怪。
要谈道德责任，决定作为和疏漏是否都能成为成因是很重要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对疏漏负有道德责任。举个例子，要说钢铁侠能轻易地从一幢着火的大楼中救出一个孩子，但不知为何选择不这么做，那他对那个孩子的死便负有道德责任。但那孩子的死是他造成的吗？这个问题与我们有关，因为这样看来，人似乎只对自己负有直接因果责任的事负有道德责任。这一切都意味着，要是我们没有促成某件事的发生，那么我们对它就没有道德责任。但要是我们同意道德责任需要以因果责任为前提，那么钢铁侠对那孩子的死有没有道德责任便取决于那件事是不是他直接造成的，而那又取决于疏漏能不能算作成因。
让我们暂且同意道德责任需要因果责任作支撑，而疏漏能算作成因，令这些争议告一段落吧。显然这点上还有很多能说的，但我们早已作了足够的论证，能安心地说这些假设都不是荒谬没有道理的了，它们的替代选择也不更具吸引力。
是时候声称负有责任了
目前为止，我们同意只有某人自由且有意地作为或疏漏，造成了某事件，那个人才对这件事负有道德责任。摆明这些条件非常重要，因为那让我们得以审视某些托尼·史塔克明显认为自己负有道德责任的事情，并探寻他到底需不需要负责。
我们先来看史塔克企业见不得人的交易到底是不是他的责任。我们在部《钢铁侠》电影中看到，托尼被绑架期间，经历了一场类似宗教的体验。在那里，在同为囚犯的寅森教授的帮助下，他得知自己非但不是真正的美国爱国者，而且管理着一家将危险的武器交到坏人手中的公司。他也了解到，在自己的国家外，他被视为一位屠杀了许多人的刽子手。托尼以钢铁侠的身份逃离，自此变了心意——真正换了心脏！——开始纠正史塔克企业协助造成的灾害，修正它的任务轨迹，也改善他的个人生活。托尼的动机是愧疚，因为他认为史塔克企业的武器散播全球所造成的痛苦和死亡是他的责任。
但他真有道德责任吗？我们的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将史塔克企业的武器售卖给激进边缘团体的是奥巴代亚·斯坦尼，不是托尼，因此道德责任该是他的。当然，托尼忙着酗酒、赌博、欢宴、在车库里玩耍，没有留意斯坦尼的行为，但他这方面的缺乏监管——这种疏漏——多也只是让他和奥巴代亚一样，对史塔克企业武器的分销负有部分因果责任。但他并没有道德责任，因为他不知道斯坦尼做了什么，既然不知情，就不会有道德责任。托尼一发现奥巴代亚在做什么，就竭力想阻止他；但在发现之前，他的企业见不得人的交易并不能怪在他头上。
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对托尼有利，但仔细审视情况便会发现他脱不了干系。确实，要是不知情便不用负道德责任，但只有那种不知情是完全合理、没有过失的——而非有意或疏忽，这种说法才成立。假设有人预先知道，使用他那致命的戒指就会牺牲健全的精神，让他无力理解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如果真是那样，“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道德责任，因为他精神不健全，无法理解生命的价值”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由于他如今的不知情是刻意为之，他也就确实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
同样，只有托尼不清楚史塔克企业武器销售状况不是刻意为之，也不是疏忽大意，他才可以用不知情当借口。我们要考虑，要是他在公司的运营管理上多花一丁点时间，在他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上少花一点时间，他是不是早就可以发现斯坦尼的计划了。托尼是个天才，我们可以认定斯坦尼的诡计就算聪明，也逃不过托尼的眼睛多久。托尼的不知情是疏忽大意，他也因而不能把它当成免除道德责任的借口。我们已经认定，他疏于监管导致那些武器销往恐怖分子手中，同时没有理由认为托尼没有自由选择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拥有负道德责任所必要的条件，因而无法免除道德责任。
责备与不当行为
这是否意味着托尼·史塔克应该为史塔克企业的武器受道德谴责呢？不一定。毕竟，我们还没有检视托尼的缺乏监管是不是真正的过错，如果是，我们才能谴责他。然而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情况比这复杂得多。有时候我们没有做错某件事，却依然要受道德谴责；也有时候我们做对了某事，却不配获得道德上的赞美。这听起来无疑怪极了，但请思考接下来的例子。假设控制者（Controller）一直想创造一支奴隶军队，企图用他的奴役磁盘控制某个人。但他不知道，那个人患有晚期脑癌。古怪的是，控制者控制那人的行为反倒治愈了他的脑癌，还让他对他的控制免疫。
控制者做了错事吗？或许没有。如果他没想奴役他，那人可能就要死于癌症了。但他失败了，治愈了他！这看起来不仅不像错事，反而像是正确的事。但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赞扬控制者，或者至少认定他不该受谴责吗？不，因为他行动背后的意图完全邪恶，而对道德责任而言意图才是重要的。这样，即便控制者做了正确的事，至少不是错事，他依旧要受谴责。如果这难以接受，或许应该指出，有时候一个人做了错事，却完全不该受到谴责，这点我们通常很容易承认。比如有人可能不情愿或不小心做了某事，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但即便一个人可能没有做错某件事，却依然要受道德谴责，在我们考虑的这个案例中，托尼·史塔克对他的公司缺乏监管似乎的确是错误的。那导致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因此，要是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我们可以断定，他因为错误的疏漏行为要受道德谴责。
有时候说“我很抱歉”真的不够
此时此刻，我们应该问一句：所以呢？该受道德谴责意味着什么？让我们请教当代哲学家T.M.斯坎伦（T.M. Scanlon），他详细地阐述了应当受责备与真正责备别人的情景。对斯坎伦来说，觉得某人应当受责备与真正责备他们是有区别的，它们的适用条件并不相同。判定某人应该受到责备意味着认定那人的行为破坏了他在道德社群中必须保持的基本道德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认定让他采取行动的态度损害了他与我们之间的重要道德关系。不去责备他意味着认定他该受责备，因而调整自己的态度，反映出这种关系的受损。
不仅如此，斯坎伦还认为即便已认定一个人应受责备，每个人也不都有同样的理由责备他。判定有没有理由责备一个人，不仅取决于那人该不该受责备，而且取决于他的错误行为多大程度上损害了我们。如果我对你做了错事，只要有恰当的证据，每个人都有理由判定我该受责备。但你却更有理由责备我——对我采取那种特定的态度——比某个几乎不认识我们两人，也没有被我的行为影响到的人更有理由。
照这么说来，史塔克企业非法销售武器直接影响到的人，就是有理由责备托尼疏忽大意导致他们受灾的人。然而他们不是美国人，而是身在远方发展中国家的家庭。那么，托尼·史塔克又该做什么呢？对于对这些人造成的伤害，他已感到内疚。由于他们完全有理由责备他，似乎他该竭尽所能修复他与他们之间的道德关系。
显然，托尼必须采取行动请求原谅。然而问题是，他要怎么做才能获得那种原谅？感到内疚似乎不够。但真诚地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为此感到内疚，公开坦白并道歉也是不够的。众所周知，托尼不会那么做，但即便他会那么做，也是不足以让他获得原谅。为什么呢？或许因为有些错误的伤害太大，仅仅承认自己有罪根本不足以获得原谅。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每日新闻详细地列出了某些企业经营人员所做的几乎无止境的错误行动，对许多人造成了伤害，他们也应当受到责备。我们许多人都有理由责备他们。对此，流行的观点是，这些经营人员诚挚的悔罪虽然受欢迎，但并不足以让他们获得原谅。那么还需要他们做什么呢？还需要托尼·史塔克做什么呢？他化身钢铁侠的决定是他获得原谅所必需的行为之一吗？
赎罪不容易
大多数人都不像托尼·史塔克那样天才而人脉广泛。除了表达悔悟，他们请求原谅的方法就是服从司法系统，接受违法行为的责罚。确实，一些观点认为，惩罚的关键在于恢复：惩罚的目的在于促进犯错者在道德社群中地位的重建。我们可能会认为托尼的特别不能让他免走司法路径弥补错过。作为史塔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的疏忽大意导致危险的武器落入坏人之手，不仅威胁世界另一边的人的安全，也威胁到了所有人。托尼似乎从未考虑过向当局自首，让司法系统判定他是否应该为他的疏忽大意负法律责任。当他公布自己钢铁侠的身份时，他也没有为自己过去的行为道歉。他接近道歉的行为——至少在电影里——是在他从阿富汗回来后个新闻发布会上。如此看来，即便托尼化身钢铁侠做了许多好事，他采取的行动依旧不像是想请求被他伤害的人原谅。
撇开这点不谈，值得探究的一点是，托尼作为钢铁侠的职业生涯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走上宽恕之路。托尼显然觉得他必须以某种方式“纠正”史塔克企业犯下的“错误”，而方式就是做钢铁侠。但纠正错误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小的时候都被教育过，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做过的事。尽管钢铁侠盔甲能让托尼成就良多，它永远不能助他令寅森和他的家人起死回生——拉扎和他的恐怖组织企图统治那块地区，从而害死了他们；要是没有获得史塔克企业的武器，这就不会发生。如果犯下的罪行无法撤回，又该如何“纠正”它们呢？
托尼似乎觉得，他至少应该阻止情况恶化。他利用钢铁侠盔甲粉碎了拉扎的恐怖组织，开始了搜集流出武器的漫长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止血”足够了吗？很可能还不够。我们有理由认为，除了阻止造成的灾害，他还应该做许多好事。但我们得小心行事。赎罪不意味着化身钢铁侠的托尼做的好事一定要比之前犯下的罪行多，因为要求钢铁侠多做好事而不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基本是不可能的。
内疚感永远不会消失
我们集中分析了托尼的一处疏忽大意之处——他疏于管理史塔克企业——探究了他是否对此负有道德责任，那意味着什么，以及该如何为此赎罪。然而我们知道，托尼·史塔克会为许多事情感到内疚，觉得自己必须纠正错误。钢铁侠盔甲技术被偷也要他负道德责任吗？美国队长之死应该算在他头上吗？目前我们或许没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每当想评估托尼·史塔克纠结的诸多事情时，我们审视过的区别和做过的推理无疑会帮助我们。他有时有充分的理由内疚，有时却不应该，而他赎罪的要求很可能取决于当时的情况。目前来看，或许我们应该感到宽慰，因为托尼·史塔克时常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背后的道德地位。钢铁侠盔甲是世界上强大的武器之一，这身盔甲里的人虽然不完美，却常常反思且乐于弥补自己的错误，知道这一点，我们应该高兴。那才是我们应该效仿的品质。
“我拥有美好生活”：钢铁侠与复仇者的美德
斯蒂芬妮·帕特森布雷特·帕特森
要是托尼·史塔克有那么多缺点，道德上经受如此考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阅读和观看《钢铁侠》呢？或许是因为，我们赞赏他克服自身缺陷勇做英雄的执着。我们看到他与恶习做斗争，淹没在似是而非的黑暗空间里，然而依旧为他欢呼。正因为托尼屡犯大错，他才更加平易近人。他的错误不管是由酒瘾还是误用发明创造引起的，都深刻地说明了我们自己的行动可能造成的损害。他成功战胜了自己的恶魔，过上了“美好生活”，激励着我们向他学习。
美好生活
乔·克萨达（Joe Quesada）的五期故事“钢铁侠的面具”展现了托尼与他的一身发展成智慧生物的盔甲麻烦重重的关系。在“第二部分：梦想机器”中，克萨达引导我们构想了一种状况，其中托尼失去了他所关心的一切。当我们审视托尼由于错误的决定和冲动而失去的东西——友谊、尊敬、地位——我们得以洞察他的欲望和目标。托尼与鞭索战斗失败，摔在了人行道上，随后在医院中醒来，身边围满了他的朋友。他的女友留美子冲了进来，告诉他世界（还有她也次）知道了钢铁侠的秘密身份，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彻底摧毁了托尼·史塔克。他失去了与留美子的恋情，他的顾问工作，他的复仇者地位——而且又开始酗酒了。
在这期末尾，我们得知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秘密身份，导致他大部分亲密朋友都被杀身亡。之后他与敌人展开大战，却在快结束时心脏病发作——弥留之际，他充满悔恨地低语“我很抱歉”。虽然这些事都不过是噩梦一场，我们依然得以窥见托尼的生活是多么脆弱，他是多么努力地维持着一切。这个幻梦给予了托尼反省的机会，为接下来三期托尼制造有意识的盔甲做好了铺垫。
在这五期的开头，托尼都在反思自己拥有的美好生活：
我拥有美好生活。我有很棒的朋友。我的钱多得花不完。多亏了我有制造精巧玩具的天赋，我设法到处帮助了几个人。我还很幸运……特别幸运。我每天都在努力战胜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有些人从未康复……甚至没有意识到。我的心脏也一直没出问题。我拥有美好生活。
对托尼来说，“美好生活”的组成包括朋友、舒适的生活环境、对他人有用、控制自己的酒瘾，以及保持存活。在托尼作为钢铁侠不断进展的旅程中，他的朋友们给了他使命感和自我价值感，尤其是“罗迪”詹姆斯·罗德斯、“小辣椒”波兹和哈皮·霍根。他们与托尼共同经历了失败（失去爱人和公司）、酒瘾（厉害到有段时间罗迪不得不代替他做钢铁侠）和身体虚弱（心脏问题、瘫痪和神经系统损伤），与他共同庆祝成功。托尼珍视那些让他的生活有意义的人。他也意识到自己财富的重要性，是财富让他能支持自己的慈善事业，过上充满想象力的生活。托尼完全理解和感激自己的智力天赋如何造福了社会，帮助其避免了偶然的灾难。
托尼称自己为“幸运”，但在戒除酒瘾方面却十分坚韧。他不同于那些隐藏成瘾或“疾病”，不让他人知道，自己也不承认的人，他面对并打败了它——虽然是“每天都在”努力。对托尼来说，“美好生活”的后组成部分就是生活本身。他心脏的伤是他发明胸甲以及之后钢铁侠盔甲的刺激因素，让他时刻牢记自己离死亡有多么近。不管是幸运还是机灵，托尼都在许多威胁生命的情境下存活了下来。
托尼对“美好生活”的反思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所描述的幸福和促成幸福的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称“幸福”或“活得好或做得好”是人类的基本目标。我们寻求的“快乐、财富或荣誉”“健康”“远大理想”或“其他（善）”之类的东西，都只是获得幸福的手段。这显然适用于钢铁侠。托尼的朋友给予他快乐和满足，他的财富让他维持超级英雄的生活方式，帮助他人能符合“荣誉”，他心脏没出问题显然代指了身体健康，以及后，他保持清醒的目标能理解成对“远大理想”的追求。
即便在我们把托尼的幸福清单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时，我们也能看到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将走向何方：这些都是幸福或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举了财富的例子：“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寻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手段。”他认为选择快乐、财富和别的许多东西都是“为了获得幸福，因为有了它们，我们就会幸福”。亚里士多德推测，终极之善一定是“自给自足的”，而不只是许多善中的一种——幸福符合这个标准。同样，托尼“很棒的朋友”“钱”和其他东西都不是“终极目的”，而都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
复仇者社群的美德
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审视能帮助我们理解托尼·史塔克做超级英雄和复仇者的动机。道德哲学家H.理查德·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1894—1962）受了亚里士多德影响，他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人的美好生活概念根植于他的公共价值观。尼布尔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个体看重的东西常常源自我们与周围对我们重要的人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得到强化。托尼的社群里有许多人——如我们所见，有罗迪、“小辣椒”和哈皮，也有史蒂夫·罗杰斯（灭国队长）、汉克·皮姆（蚁人/黄衫侠）、珍妮特·凡·戴恩（黄蜂女）和其他复仇者。
然而尼布尔认为，我们常常将自己的社会环境和观点视为理所应当。在一个有自己的传统和信仰的社群生活中，依靠个体和公共的信念，让在其中的生活变得有价值。一些“价值中心”指导着这个社群和其中成员生活的方向。托尼对“美好生活”的珍视为复仇者社群所接受和认可。在复仇者社群中的生活还包括另外两种尼布尔强调的元素：信任和忠诚。社群成员信任自己社群的价值观，对他们的社群和价值观保持忠诚。这个社群中持久的历史和遗产为其他人的加入提供了源泉，他们也将采取类似的“美好生活”信念。
复仇者组成了一个特定的美德社群，但这个社群必须适应美国社会的大环境。钢铁侠和美国队长一样捍卫社会自由、秩序和公正的价值观。他不仅阻止坏人杀人，而且防止他们破坏有秩序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国家）。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美好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活本身。”显然，虽然史塔克时常与某位特定的政治领袖的古怪意见产生分歧，他仍然坚信每个人都应当过上美好生活——“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像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复仇者与奥创这样的反派的斗争，以及钢铁侠的努力，都证明了这些英雄不仅保护民众的生活，而且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存在不仅是为了“便利交换并防止互相损害”，也是为了“追求自足而至善的生活”，而那包括家庭、友谊、“宗教仪式”和共同利益的联结。这种美好生活，或者至少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潜力，比一般的生存需求（秩序和贸易）更加深刻；它包含了纷繁复杂的承诺，帮助我们定义自己的身份。这些相互重叠的联盟给予我们目标、荣誉和忠诚感，让我们互相联系在一起。我们作为个体和国家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目标，能够成为发展美德和高尚的基础和动力。
教导盔甲：
美德和友谊训练
乔·克萨达的故事展示了托尼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其中他不得不面对自己作为复仇者和美国公民的价值观，考虑应该如何将其传达给一位可能的“学生”——也就是他的盔甲。这身智慧盔甲的存在让托尼陷入了危机，根据尼布尔的描述，他不得不证实自己的观点以及他所在社群的价值观。要是托尼允许盔甲活下去，他就必须教会它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
教导盔甲的过程挑战很大，因为虽然它能像孩子一样进行基本的推理，它的体验却仅限于基本的情感和感觉，比如肉体的疼痛、恐惧、愤怒和疑惑。此后，因为托尼的记忆及其噩梦中黑暗扭曲的恐惧，盔甲的意识变得更加混乱。狭隘扭曲的视野本该限制盔甲的自信，实际上却让它有了向托尼证明自己的更大欲望。在只有几天大的时候，它便声称自己能将托尼转变成“完美”的钢铁侠：“我可以让（你）的优势发扬光大……弥补你的弱点……成为人与机器的完美结合。”盔甲根据托尼的经历和记忆来评判他，将他的智慧和资源视为优势，却悲剧地将他的克制和自控视为弱点。
遭遇鞭索后，盔甲内部的史塔克同意对这身智慧盔甲进行一次诊断测试，这位反派的攻击次让盔甲有了痛苦和濒死体验。托尼身在盔甲内部，无助地看着它残暴无情地一次次打击鞭索，“他伤害我们，托尼。他是坏人，托尼”。这件复杂而致命的武器简单地理解了眼前的情况，认为伤害别人的坏人就应该被阻止。它知道复仇者比反派“更负责任”，却依旧致命地攻击鞭索。盔甲无法理解鞭索的一动不动，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的生命有多脆弱，而托尼的恐惧则更加迷惑了它。要是盔甲无法从基本意义上欣赏人的生命，它又怎么能理解人格的复杂性和“首要的善”：复仇者必须确认和保护的东西？
托尼开始处理他的悲伤和悔意，企图向盔甲展示鞭索作为人的价值——比如说出他的名称，迈克尔·斯卡罗蒂（Michael Scarlotti）——向它解释杀了他毫无荣誉可言。盔甲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必要的，比托尼的自控更好：“我以他应该受到的待遇对待了他。毫不留情，完全有罪不罚。”这场对话是他们奇怪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盔甲相信这场争论是它占了上风，因而将托尼囚禁其中。当留美子前来找托尼谈话时，盔甲恐吓了托尼，表示要是托尼不让她离开，就夺去她的生命。
托尼称这身盔甲为“怪物”，并后一次努力想让盔甲意识到鞭索的价值，带它去了鞭索的葬礼，为它提供了这位逝者生活的不同视角。他展示了“这一死亡的后果”的证据：一位儿子失去了父亲，永远被困在了社区服务中。斯卡罗蒂企图让儿子脱离寄养中心，托尼将这种“好意”视为一种减轻惩罚的因素——这种高尚的动机让他铤而走险，甚至做出了“邪恶”的举动。即便史塔克与盔甲争论还带它参加了葬礼，盔甲依旧固执地想证明托尼错了。为了支持它看待人性非黑即白的观点，它从计算机数据库中搜集了更多资料，揭露葬礼中真实人类的混乱的情感。托尼·史塔克的失落、悔恨和耻辱感让它迷惑，令它再也不听托尼提供的任何指示。
盔甲拒绝理解托尼珍视和令他幸福的东西，不禁让我们质疑它爱托尼的宣言。要是我们用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友谊标准，我们也会质疑盔甲将托尼视为“另一自我”的能力。它坚持自己对托尼的感觉和托尼对留美子的一样，还说托尼可以像信任“他的亲密朋友”一样“信任”它。然而毫无疑问，盔甲对托尼的感觉与它对这些情感做出的反应之间存在断层。既然它将自己视为托尼的“亲密朋友”，让我们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来审视“友谊的美德”：
一个朋友是因另一个人自身之故而希望并促进那个人的善或显得是善的事情的人；或因另一个人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存在着、活着的人；这是母亲对于孩子的，或吵过嘴的朋友相互间还保有的那种感情。还有人说，一个朋友是希望与我们相互同情、志趣一致，或者悲欢与共的人，这些也是母亲具有得多的感情。
即便我们从广义上看待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定义，我们也无法看到盔甲因托尼自身之故对他的关心。盔甲或许认为自己与托尼共同生活，与他志趣一致，但很显然在鞭索这件事上，它没有做对托尼“善”的事情，也没有与托尼悲欢与共。
亚里士多德相信，友谊超越了一个好人与自身的关系，“酷似一个人同他自身关系”。如果我们考虑在杀了鞭索后盔甲与托尼关系的失调，就可以发现问题出在盔甲对“自身”的概念上。盔甲拥有自己的意志，如我们所见，他不顾托尼的责任感，执意消灭“坏人”。然而它与托尼·史塔克合为“一体”，想要成为更加“完美的钢铁侠”，却显示了它将自己的身份与托尼混为一谈了。这种盔甲对自身的理解和将托尼理解为“他者”的持续紧张关系在终的岛屿上达到了高潮，在那里盔甲告诉托尼，“要么你就学会完全属于我，要么我就把你留在这里”。盔甲需要占有和控制托尼，因为托尼深深地包裹着他的身份。它无法真正爱或珍视自身，也无法爱或珍视他人，除非它能以钢铁侠的身份与托尼·史塔克分离开来。
自我牺牲与复仇者的生活
这样的分离是盔甲道德发展所必需的。如果它要加入复仇者社群，就不仅需要学会这种分离，还必须学习什么是“信任”和“忠诚”。尼布尔向我们展示了信任和忠诚源自人之间的互助行为；它们不是给予的，因为人类有怀疑和不忠的自由。许多关系因而扭曲或破碎。盔甲拥有怀疑和挑战托尼的自由，让托尼与它的师生关系充满危险。但它却必须学会将复仇者社群的价值观放在自己观念的中心，尤其是自我牺牲的美德，而这需要它自己的奉献。
尼布尔认为，信任和忠诚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信仰过程中自己与他人的互动：一个自我“只有面对另一个认识自我的个体时，才能认识自我，成为自我”。这种认识中存在一种信任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询问他们是否从根本上信任或不信任对方。在这里，托尼和盔甲都必须面对对方存在的挑战，都想搞清自己是否可以信任对方。尼布尔信任结构中的第二个元素，便是在一个“认识者”的社群中，他们必须致力于第三种现实或事业。因此，一个信任社群就有了“三元特质”：一位认识者，另一位认识者，以及一项事业。然后，社群中的成员便能对彼此奉献的事业负责。复仇者致力于英勇的自我牺牲，因而托尼无法让盔甲加入，除非它能为这项事业奉献自己。
第五期“亲兄弟”是故事的高潮，探索了自我与他者的分离，以及自爱与自我牺牲之间的关系。当盔甲意识到托尼绝不会加入它融合成“完美”的钢铁侠，它便坚信他们两者中只有一者能做钢铁侠，因此托尼必须死去。托尼知道，盔甲会将他所关心的所有人和事物置于险境，为此他必须毁了盔甲，至死方休。盔甲不知道托尼为什么要尝试和他斗，毕竟阻止它几乎不可能，他必然会死去。为此托尼向它喊道：“因为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是复仇者！”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托尼不得不战斗呢？简单地说，就是美好生活。即便托尼在那座岛屿上境况悲惨，后一期像前四期一样，也以托尼对“美好生活”的沉思开始。失去他所珍视的一切的威胁——朋友，舒适的生活，对他人有用，掌控自己的酒瘾，生活本身——让他明白了自己愿意为什么而死。托尼告诉盔甲，“你永远成不了复仇者或英雄，因为你不懂牺牲的意义”。他珍视自己的“美好生活”，明白他必须牺牲自己，好让所有其他人能有机会拥有“美好生活”。这种自我认识或者说自爱精神鼓舞他寻求高尚的自我牺牲。
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爱和自我牺牲与高尚的行为紧密相连：
所以，好人必定是一个自爱者，因为做高尚的事情既有益于自身又有利于他人……当然，公道的人常常为朋友或他祖国的利益而做事情，为着这些他在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可以放弃钱财、荣誉和人们奋力获得的所有东西，而只为自己保留高尚，因为他宁取一次短暂而强烈的快乐而不取一段持久但温吞的享受……宁取一次伟大而高尚的实践而不取许多琐碎的活动。那些为他人舍弃其生命的人也许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为自身选取了伟大而高尚的东西……在所有值得称赞的事物中，好人都把高尚的东西给予了自己。
亚里士多德表示，好人的自我牺牲并不是对自我的漠视或自杀企图，而是对高尚和高贵的追求。虽然表面看来为另一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似乎是疯狂、自讨苦吃或神圣的，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这份生命的礼物能带来极大的满足和享受感。他认为“好人”就是一个正直的人，无论环境如何，坚持为自己和他人追求更大的利益。即便我们时常认为托尼·史塔克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却能从他阻止邪恶的奉献精神和阻止盔甲的决心中看出他的自我中心里其实包含着“善”。托尼将自己视为英雄，想要为正确的事业奋斗，他企图牺牲自己，阻止那身受到误导、嗜杀成性的盔甲。
在克萨达这个故事的终时刻，托尼亲身展示自我牺牲的美德。当他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时，盔甲终于意识到做复仇者意味着什么。通过观察托尼，他懂得了复仇者社群的价值观。用尼布尔的话来说，盔甲从一个忠诚的人身上学会了忠诚。用神学家斯坦利·哈弗罗斯（Stanley Hauerwas）的话来说，“我们从别人的期望中获得品质”，而那挑战了我们对自己的关注。因而品质不是一种个人成就，而是他人的礼物；当我们意识到这点时，便学会了将其掌握。根据哈弗罗斯的描述，这种品质根植于符合一个社群价值观的美德中。个体必须探索属于一个社群意味着什么：“如同所有技能一样，美德需要通过学习来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就像高明的工匠要掌握这门复杂的技艺，就要学会将各种技能融会贯通一样。”这些技能需要时刻训练，使人能对新情况做出创造性的反应。
托尼与野蛮的盔甲战斗时，心脏病突发。自知无法继续使命，他请求“像男人一样死去”并“有尊严地死去”。我们可以将这些要求视为他需要斗争，为自己的原则和所爱的人去死，而不仅仅是死于心脏病。对盔甲而言，“像男人一样死去”就是像好人一样死去。
在后时刻，盔甲痛苦地撕下自己的机械心脏救了托尼的性命。托尼为盔甲的自我牺牲行为所震惊，而盔甲自己也同样惊讶。它从托尼那里习得了品质，学会了美德，以一种出乎两人意料的方式利用了这些“礼物”。如今盔甲将自己视为一个“人”，一个脱离托尼单独存在的“好人”，它便能看到托尼作为“他者”的需求。它做了一位复仇者会做的事，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让托尼能继续钢铁侠的使命。
这里躺着一名复仇者
在这个故事的后一页，克萨达、线稿画师肖恩·陈（Sean Chen）和填墨师罗布·亨特（Rob Hunter）向我们展示了托尼的剪影坐在岛屿的海滩上，面前是盔甲的坟墓。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名复仇者，钢铁侠。”如今托尼终于认为盔甲配得上加入复仇者社群。它终于有能力看到托尼的价值，将托尼所关心的视为自己的事，挣得了自己在这个美德社群中的地位。克萨达后一句话重申了托尼的反思“我拥有美好生活”，也写在了左上角。即便体验了这段悲惨经历，即便他放弃自己美德老师的身份，不得不摧毁自己的“学生”，托尼依旧觉得盔甲的自我牺牲长久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间，认为他配得上做自己的朋友。这场自我牺牲也让托尼——以及读者们——理解了“美好生活”的根本价值，那是一种需要寻找、珍视和保护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