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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冬，乾隆皇帝发起了《四库全书》编纂项目。为此，他命令地方官员搜寻、汇报和抄写其辖区内各藏书楼所藏珍稀图书，并呈送北京。与此同时，乾隆皇帝要求私人藏书家自愿将其藏书呈送北京。1773年3月，朝廷在北京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以接收各地上呈的图书，以及评估图书的内容。因此，该项目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终有七百名纂修者、校勘者和誊抄者参与此事，其中包括了不少当时的政界和学界要员，经过二十二年的编辑和校勘方形成终成果。其成果体现在一部含一万零六百八十种图书的目录之中，该目录将图书分为四类（经、史、子、集）。其成果还体现在一部含三千五百九十三种图书、共三万六千余卷的大型丛书之中。此编纂过程也存在一个黑暗面：朝廷在1770年代晚期和1780年代早期发起的图书审查运动。据称，该运动共销毁了两千四百种图书，另外四百到五百种图书被朝廷责令修改。毋庸置疑，《四库全书》具有重大的文献学意义。但在某种程度上，《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涉及的图书采集、修订、审查过程的意义更大。这对了解《四库全书》的编纂时代，以及该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更具有启发意义。
这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华帝国知识分子在政府中充当的角色”问题，该角色是大量中国文人从事创造活动的基础。以往许多具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研究，都涉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但是尚未形成定论。在中国，人们经常用观念、特权和制度等复杂的网络系统来定义学者的角色。尽管整个帝制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及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家，都将中国视为一个权力与学术紧密结合的国度，但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中国、日本学者，还是西方学者，他们都没能勾勒出中国政府对学术和文献享有的特权，也没有探究过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和文献的态度。中国历代官方发起的图书采集和审查活动，为清晰地揭示了这种特权和态度。比如说，知识分子和统治者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共同定义了皇权的本质，并探索了皇权的限度。
该定义和探索过程，则是发生在中国特有的制度体系之下的。在中国，从理论上来说，合理的统治术便是德治，而德治的特征及其运行机制又是被儒家经典定义，并通过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注疏而得以阐发的。对儒家经典的管理，以及对儒家经典进行修改的特权，是昭示某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此，与儒家经典相关的管理机构在中国统治机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且远远超过了西方。相应地，这些机构的发展历史，也更能揭示中国政治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官僚精英不仅参与了保存经典的活动，而且在评论经典时，他们还尤其强调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在政策制定中所需要考虑的文本先例和历史先例问题，皇帝所充当的创造者、仲裁者或者学术圣人的多重角色问题。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对中国考试制度、翰林院以及礼部的研究，存在着明显不足。因此，我们对传统社会的印象也不够准确。我们往往认为，中国是被集权的独裁者及其追随者控制着的，而他们不可能与那些理想主义者和常以隐士身份存在的儒者，通过协商形成共识。
如果以上研究不足可以被弥补，那么，中国儒家帝国体系下的政治生活的本质和特征，将会变得更加清晰。
帝国学术机构不仅是政府理念的反映，也同时影响着政府理念本身。诸如思想与言论自由，以及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概念，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西方人很难想象，在一个统治者身影无处不在的社会，其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将会以什么形式呈现。确实，这已经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障碍。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也经历过真正的学术发展、活跃和变化的历史。中国学者对人性的一致理解，以及中国政府的专制，阻碍了历史学家寻找其中所蕴含的变化和带有争论性的因素。我虽然认可“思想和言论自由是理想秩序的必要特征”这一观点，但是，在下文中，我将主要试图论证“在儒家政府框架中，创造和争议仍然是可能的”这一观点。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这部书将考察“中国学者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具体来说，该书将考察18世纪后二十五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该时期不仅是帝国实力空前雄厚之期，也是王朝命运的转折期。现代历史学家还未对该转变做全方位的研究，但是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一些突出的表现：中国政治与社会统治者的态度变化和道德堕落。乾隆时期的统治集团自信到几近傲慢。但是在几十年之内，清朝统治集团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新统治团体牢骚满腹，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帝国衰败和昏暗的景象。
有关乾隆朝晚期的一个重大争议是“乾隆朝晚期到底应当被视为清朝盛世的后几年，还是应当被看作清朝衰败的开端”。这是不是“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小阳春”：满人通过谨慎地使用汉族统治政策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富裕与和谐的时代？还是说，它是一个衰败的时代：繁华的表面下是腐败和堕落的真实？
韩书瑞（Susan Naquin）在其书中解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