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们是记忆的生灵，由自身及前人的记忆编织而成。《黑色印记》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女考古学家埃莱娜追寻她的舅爷爷丹尼尔神秘的过往，发现他曾是一个“被隐藏的孩子”。何谓“被隐藏的孩子”？对于法国读者，其中含义不言自明，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过纳粹占领时期的法国历史。而面对中国读者，我可能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段黑暗时期的来龙去脉。
占领始于1940年6月，法国投降，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占领了北方的半壁国土。北部（占领区）与南部（自由区）之间的边界称为“分界线”。德国统治下的新体制建立起来，服务于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反犹太法案纷纷出台：禁止犹太人出入公共场所（公园、电影院、游泳池等），禁止从事某些行业，禁止开店（正是丹尼尔父母所经历的）。自6岁起，犹太人必须在衣服上缝上黄星。
然而，灭顶之灾转眼即至。希特勒计划征服整个欧洲，并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法国警察充当了此项计划的帮凶。1942年7月16日，发生了著名的“冬赛馆事件”：13000多名在巴黎的犹太人，包括4000名儿童，遭到逮捕，并被押送至冬季自行车赛馆。接着又发生了另外几起逮捕事件。犹太人被关进中转营，规模的是位于巴黎北部的德朗西中转营。货运列车将他们从中转营送往集中营或灭绝营，尤其是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他们要么被杀身亡，要么被迫劳动，终死于饥饿和衰竭。
为了免遭被捕的厄运，法国的一些犹太家庭踏上了逃亡之路，在偷运者的帮助下，秘密穿越分界线，千方百计抵达自由区。然而，自1942年11月起，法国南部也落入德国之手。无法逃往国外的犹太人尽力躲藏。他们中有些人被邻居告发，但也有部分法国人甘冒风险，违抗命令，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孩子，成了团结互助的“抵抗运动”营救的对象，抵抗者构建起一张巨大的秘密网，将他们藏在农庄、寄宿学校和修道院，直到1944年德国战败，法国解放，在此之前他们不得不一直使用假名（犹太姓氏很容易辨识）。“被隐藏的孩子”指的正是他们。
1940—1945年，全欧洲近600万犹太人遭纳粹杀害。在这场被称为“犹太人大屠杀”的浩劫中，犹太人并非的受害者，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残疾人也遭到了迫害与杀戮。
“二战”前，法国有34万犹太人，其中76000人被押往集中营，仅2500人生还，死亡人数众多。然而相比德军占领的其他国家，法国犹太人的死亡率低得多：波兰90%的犹太人遭到杀害，荷兰71%的犹太人被害（《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也在其中）。在法国，尽管纳粹的恐怖主义甚嚣尘上，但因为一部分公民英勇抗命，3/4的犹太人、6/7的犹太儿童幸免于难。此后，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救助陌生人的公民，被称为“国际义人”。我写这部小说，首先就是想向这群人致敬。奥弗涅[1]地区的农民罗什一家收养了小丹尼尔，他们就是这样的平民英雄和义人。我深入挖掘了他们与丹尼尔之间建立情感联结的方式。人究竟能否组建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我写这部小说也想致敬那些“被隐藏的孩子”。主人公丹尼尔·罗什纯属虚构，但灵感源自贝娅特和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2]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录。同许多孩子一样，丹尼尔在战争末期得知自己是家中的幸存者。长大以后，他成了一名成功的作家，是冒险小说《黑色印记》丛书的作者。
在该系列小说的23册书中，主人公每次都会出现在不同的国家，拯救那里的孩子。这是我写作时萦绕在心中的另一个念头：犹太人大屠杀铭刻在世界历史中，与之等同的还有许多其他的种族大屠杀。《黑色印记》丛书列举了海地、南非和西伯利亚等地儿童悲惨的童年，而每一个故事都折射出丹尼尔的影子。他好的朋友，他的“兄弟”萨迪·阿尔法·马内是塞内加尔黑奴贸易中一名受害者的后裔。童年遭遇暴力和精神创伤的例子在这些地方比比皆是。
终，埃莱娜是否弄清了谁是真正的丹尼尔·阿彻？谁又是她自己？我想让读者去发现。在此，我只透露一点，她在舅爷爷的书里找到了开启往昔的钥匙。丹尼尔无法讲述自身的故事，转而把亲身经历搬到小说里，用虚构进行艺术加工。他在《黑色印记》中创造了一个充满历险的世界，献给年轻读者。写作不止抚慰伤痛的心灵，还能超越痛苦，并将其转换成创作的能力。
黛博拉·海薇-贝尔特拉
[1] 法国中部的一个大区，已于2016年1月1日，与罗讷-阿尔卑斯大区等合并为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编者注）
[2] 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1935— ），犹太人，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法国活动家和纳粹追捕者。1963年，他与出生于德国的法国记者贝娅特结婚。这对夫妇合作追查逃亡在全球各地的德国纳粹分子，将他们送上法庭，两人也成为著名的人权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