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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钥匙

阿 成

又十多年过去了。

重翻过去写的这几篇文章，而今我又要重新改写，重新修定，我想，如此或许能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也更加顺畅一些的罢。然而，心里却是伤感的。

我很爱我的母亲。无论是清明节还是旧历的新年，我照例是要给母亲化些纸钱去的。我当然知道这是迷信——可是一个做儿子的，还能用什么方法寄托对母亲的挚爱与哀思呢？

在远离城市的郊野上，烧化的纸钱是有温度的，尤是在清明时节，东北大地，春寒料峭，我想，那纸火的温度一定是母亲奉献给儿子的爱罢……

　——题记

与母亲同在

母亲是在她七十四岁的时候离世的，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写这篇小文，的确是为了排遣儿子对母亲的悼念与惜怀之意的。

那是在早春时节的一个星期六，这在西方是公休的日子。母亲原本是选在这一天出院的。当时，母亲因病困在医院已三个月有余了，当老人家的身子略感好些的时候，便萌发出了出院的欲望。母亲对我说，三儿，我出院后打算上你那儿住几天。

我的家在松花江的边上，紧临东去的江水。在母亲还未病重之前她曾独自去了一回江边。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常在松花江边洗衣服。现在她老了，头发白了，她依然怀念那江、那水。也可能母亲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告个别吧，于是独自去了江边……归来时，毕竟是古稀之龄了，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老人家转了整整一天。

我想，母亲说出院后要到我家住，一是我的家在江边，还有做母亲的疼的自然是自己的小儿子了。我时常闭上眼睛想象母亲在我家住的情景，甚至还推想到老人家处处小心地顺着我们一家人的习惯，说话、做事的样子。但是，有些事是不可以预想的，即若是设想也如此，设想与推想之后，怎能不让儿子暗自神伤呢？

说来，儿子本可以在母亲瞑目之前见她老人家一面的。只是开往省医院的公共汽车为了赚钱，长时间地停在站台上等客不走，就这样耽误了。我到了省医院，是随着拿着强心剂的护士一道奔跑着去母亲病房的。

我仅仅晚了两分钟，两分钟之前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母亲在临终前没能见到她的小儿子，她或以为小儿子还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来，如果她知道再挺两分钟就能见到儿子，她无论如何会再支撑着坚持两分钟的。是啊，时间太长了，她老人家已无力坚持了，像油碗里的灯苗，她生命的能量已经耗尽了。由于儿子耽误了两分钟，造成了终生的遗憾，犯下了一生都不可以饶恕的错误！

我和母亲就是这样在人世间分手的。

跑到病房里，先我而到的兄妹们正环立在母亲的遗体周围，一律垂首观察着。儿女们很难相信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母亲紧闭着双眼，大张着嘴。那一瞬间，我感到了母亲的躯体里正迸发着莫大的呼吸欲望，这个欲望在冥冥的天宇之中如雷如飚地涌动着——让儿子站立不稳了。

母亲辞世的时候，她的手上戴着两枚假的“金戒指”，都是黄铜的。这是一种极为普通的金属。母亲也是女人啊，她非常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自然也热爱美。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女性的生命质量。

先前，没心没肺的儿子并不知道母亲手上的戒指是铜的，母亲也从未告诉过我。母亲年事已高，大约是羞于启齿老人家爱美的心理罢。还记得在我的孩提时代，同母亲去合作社买发夹。依我看，所有的发夹都是一样的，仅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年轻的母亲在柜台上挑了许久，她总能从“一样”中挑出不一样来。那年母亲才三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母亲像全国大多数的母亲一样正经历着贫穷。其实，并没有人能对贫穷做出合理的解释。现在想来，穷人不过是生命的一种形态而已。母亲对饰物的选择是不可能引起富人们注意的，它只能在同样贫穷的妇女当中引起啧啧的赞美。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美的形式与饰物，其实也是穷女人们中的别一种沟通方式。

我的母亲是满族人，满族人死后是不戴帽子的。从母亲身上拔下所有的针头与氧气器械之后，穿好了“寿衣”，兄妹们便推着单架车送母亲去“太平间”。路上，兄妹们遭到了守尸房老人的喝斥：“怎么不给老人戴帽子呢？快去买！”震惊与羞愧之下，二哥飞速地跑出去买回了一顶。那是一顶汉人老太太常戴的那种帽子。

后来，读萧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我才知道，满族人死后是用白布缠头，不戴帽子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从未告诉儿女们她是满族人。在她重病期间，她只说：“我死后，不要给我戴帽子。”

母亲，委屈您了。

一个人，当她是穷人的时候，自己属于哪一民族其实是无所谓的。抛开宗教及信仰的区别，人类世界上其实只有穷人与富人两种。穷人与富人的话语永远是不一样的，他们拥有各自的凝聚力，各自的文化，各自不同的心灵，各自的价值观，各自的力量。这一人类心灵的模式，纵然有回天之力也改变不了。

我的母亲还是一位基督的信徒。大约是基督的教义使她在晚年的生活变得平和，并充满了和煦的风。老人家阅读《新旧约全书》时，比我这个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儿子还要细致。一个灵魂从贫穷进入宗教，这是一个飞跃。圣父圣母的产生，使得人类中某些窒息的灵魂洒满了生命的阳光。在这本《圣经》的扉页上写着我母亲的名字。字写得很好，笔画都很到位，显然是毛笔字的功底。母亲小的时候念过私塾。我还听说，母亲念过旅顺的女子中学。旅顺是一个港口城市，与海外相衔，圣父的意志是否从那个时候就泊进了母亲的心灵呢？

母亲排行老二，她还有一个姐姐。她的姐姐已经先她而去了。母亲活着的时候，姐姐的死她并不知道，或许她不想知道，更不愿去面对，她和她的姐姐感情极深。母亲还有一个弟弟，在遥远的成都，想来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母亲活着的时候，他们感情就很好。母亲将这种血缘的亲情，动人地延至她生命的后一刻……母亲去世之后，我们并没有告诉他，就让他一直以为他的二姐还活着罢。

母亲咽气之后，脸上毫无痛苦之痕。大约母亲已经将生死看淡了罢。

自古以来，崇尚自然的满族人很喜欢鲜花。这还是好絮叨的老父亲告诉我的。前不久，我去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在去嘎仙洞途中的旷野上我采了不少健硕的、风姿绰约的野芍药。是夜，我乘火车将这束花带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哈尔滨，回到家，我将这一束丰硕的花插在注水的花瓶里。然后，从那本《圣经》里取出母亲的遗像，摆在这一大束野花之前。

我泡了一杯热茶，坐在母亲的面前。母亲正看着儿子，儿子的心极为平静。

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能使儿子的心平静下来。

由于母亲喜欢花，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在家里饲养了不少花。但是，这些花在母亲咽气的那一天，全都蔫了，败了。草木通情呵——

母亲是一位性格优雅的女人。她住医院期间，同病室的病友都很喜欢她。有的病友出院后还常回来看望她，帮她梳头，说一些女人们的话题。母亲也经常拾一些小笑话讲给她们听。

母亲的溘然长逝，病友们都落了眼泪。一位老妇人说：“我们得哭几声，给老姐姐送个行……”说着便放声痛哭起来。

那是怎样叫人心碎的哭号呵！

母亲总喜欢对别人说，她的儿女们如何的有出息。开始，我们总劝她不要说，世事险恶呀。母亲不高兴了，说：“好，好，我不说。”

现在我懂了。作为一个母亲，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儿女出息了一点点更值得老人家高兴的呢？我想，世上所有母亲的人生理想大抵都是如此的罢。

在芸芸众生的社会上，儿女们都活得很小心，以至于很机警，似乎是这个国度的千年文明决定了人们的事事谨慎，即便是偶一的自夸，或者来自母亲的赞誉，都可能给儿女们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难道这当真是一个没有母亲的民族么？

母亲一生度日节俭，“爱人敬物”是她的人生准则。

在母亲临终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儿女们纷纷给她买一些高档的菜肴，但她老人家只能吃一小口了，即便是这一小口，也如同做沉重不支的体力劳动一样。艰难地吃过了，母亲一定会说，好吃。

这里，我想劝劝做母亲的，趁着牙口好，人还硬朗，别舍不得吃呵，赶到人老了，牙不行了，再加上有病，就吃不下了。

有人提倡人生当有伟大的理想。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个母亲，也无需把理想腾飞到怎样的巨大，为儿女，为自己，多吃一口人间的美味，未见不是一种优美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