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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2月5日晚,二十二岁的清朝君主在北京紫禁城的一座宫殿内驾崩了,这位皇帝1643年继位,年号为“顺治”。顺治帝死后不久,遗诏向帝国满汉大臣公布:由年仅七岁的年幼皇子玄烨继位,年号为“康熙”;皇帝幼冲,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满洲辅政大臣处理国家事务。此外,顺治帝在遗诏中切责自己的种种过失,包括奢靡享乐,信赖贪污的宦寺和官员,未能倚重满洲将领,不听从母亲也就是太皇太后(这里“太皇太后”的用法不严谨。实际上作者对“皇太后”“太皇太后”称呼的用法是清楚的,见第三章注。后文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译者)孝庄的教诲。
表面上,权力平稳过渡。顺治遗诏指定了新的皇帝和新的辅政班底,并警告新的统治者注意皇帝行为中的误区。然而,正如当时许多汉官定会猜测的那样,顺治遗诏中的许多内容现在认为是太皇太后和后来的四位辅臣公然伪造的(参见附录1)。
太皇太后和新任辅政大臣,迁怒于顺治帝不听从他们的意见,而是亲近汉官,整个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遗诏中的许多内容并非这位将死君主的临终遗言,而是在所谓的鳌拜辅政时期(Oboi Regency, 1661—1669),清廷统治中国的政策与行政风格的前兆。在辅政的前五年,四位满洲大臣集体统治,发布谕旨,做出决策,这些与他们构建一个首崇满洲的中华帝国的理想相契合。然而,1666年之后,四辅臣之一的鳌拜设法操握权柄并削弱其他辅臣的影响力。1667—1669年,年轻的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和几位满洲谋臣的帮助下,设法亲理朝政,节制野心勃勃的鳌拜。终,康熙帝于1669年6月擒拿鳌拜,摧毁了鳌拜亲属及支持者集团。
鳌拜辅政时期,是以四辅臣中冷酷、臭名昭著者命名的,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辅政局面出现于清朝(1644—1911)2的成长期,在满洲人攻取北京近二十年后,在清朝著名的康雍乾盛世时期之前。17世纪时,特别是在鳌拜辅政时期,满洲人在统治汉人的国家与社会时,面临着维护手中权力、保持满洲传统的困境。四辅臣是仅剩的、实际参与1644年入关之前诸多战役的清代统治者。尽管四人将一些行政管理经验带入辅政,但是他们的主要价值观在东北南部和华北战场中已经塑就。四辅臣在辅政之前戎马倥偬三十年,因屡战屡胜而赢得名望,获得奖赏。他们看重的是勇气、效率、服从。他们骄傲地回想起满洲政权的缔造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军事独裁体制。他们不信任汉族士大夫阶层,后者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柔弱无力,且对已覆亡的明王朝常存政治忠诚。
然而,四辅臣在17世纪60年代所统治的辽阔帝国,在人口和文化传统上以汉人为主。由几十万人口构成的、数量极少的满洲人——在汉人看来是“野蛮”的少数人——统治着15亿汉人。四辅臣也继承了一套在制度和官员构成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17世纪30年代的皇太极、40年代的多尔衮先后决定大量采用明朝的行政结构并容留了许多明朝官员。显而易见,四辅臣不得不受汉人的社会政治秩序约束并围绕此进行统治。因此,鳌拜辅政时期的政治与政策,在满洲至上的诉求和强大的汉化(sinification)力量——以往几个非汉族王朝皆屈服于此——之间充满紧张关系。在此环境中,汉人,同样还有满洲人,在北京皇帝宝座周围竭力开展着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