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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
不可否认，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主观愿望是力图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维护党的纯洁性，寻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但事实证明，当时他对国际国内的形势、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严重地脱离了实际，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其基本理论观点上的错误愈益完备和系统化，实践中的失误则越加严重。由于的领导地位和威望，上述观点不仅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而且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致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取得了支配全局的地位。加上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共中央难以及时纠正其错误，而林彪、江青、康生等党内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上述错误，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和长时间的延续。
2.党内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过程中发生的。1965年11月10曰，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并署名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在文学艺术领域引发了一场是非混淆的政治批判运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这篇文章批判的对象，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但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此毫不知情。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很多人的反对，仅《文汇报》编辑部就收到批驳该文的来稿来信3000多件。《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19天内也没有转载此文。然而，这一切反而加深了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怀疑与不满，认为吴晗有后台，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于是，由批吴晗而株连到同他合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以及刊载他们文章的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和《北京晚报》。当时，凡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人均遭到批判，有的甚至在后来被迫害致互，到1966年，这一过火政治批判发展一到史学、文艺、哲学等各领域，形成思想文化界广泛的批判运动，被点名的人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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