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中的交往与想象
董晨宇 唐悦哲
我们先来讲两个故事。
1949年10月，33岁的美国作家海莲？汉芙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售卖旧书的广告，这家来自伦敦的书店宣称自己收藏了不少旧书珍本。贫穷的汉芙犹豫再三，还是给书店老板寄去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先生……我只不过是位对书籍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在我住的地方，总买不到我想读的书。随信附上一份清单，上面列出我目前想读而又遍寻不着的作品。如果您那里有这些书，而每本又不高于五美元的话，可否将此函视为订购单，并将书寄给我呢？”
汉芙在落笔时绝不会想到，这封信会成为她与书店老板弗兰克？德尔长达20年友谊的开端。在初几封信中，汉芙还尊称对方为先生，但从第五封信开始，她就直呼其名，如同与一位相知已久的老友谈天，购书甚至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更有好事者发现，德尔曾悄悄将信头“汉芙小姐”改称为“亲爱的海莲”，信件落款的时间是1952年2月14日情人节。
然而，汉芙与德尔的通信并没有换来哪怕一次的见面。直到德尔去世的消息传来，在汉芙心中，这个男人仍旧是一封封短信中的只言片语。之后的日子里，德尔的后人无心经营这家赚不到钱的书店，汉芙也久久不愿踏上英国的土地怀念旧人，她干脆将二人来往的信件编成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名叫《查令十字街84号》。
我们把时间再向前追溯几百年，来到中国宋朝，讲第二个故事。
宋代传奇小说《流红记》中写过这样一件事。书生于？在宫门外散步，拾落叶一片，上有四句情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首诗把宫女的生活写得太幽怨了，于？读罢，便触动了怜香惜玉的心弦，别取红叶，回诗两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他将红叶置于水上，看它漂入宫内。朋友听闻后，莫不笑他痴情。
于？数年赶考，都没能取得什么功名，于是便来到一位姓韩的人家做教书先生。韩家的老爷见于？生性淳朴，又未娶妻，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婚后，一日妻子整理房间时，发现于？所藏红叶，正是自己做宫女时所写，于是潸然泪下，随即取出自己当年捡到的红叶，冥冥之中，“方知红叶是良媒”。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信件，汉芙与德尔恐怕永远无法跨越遥远的大西洋，在等待与书写的交错间传递着理想的温情。如果不是红叶，书生与宫女又怎能跨越幽闭的宫门，在冥冥中埋下这段缘分的伏笔？当然，在我们生活的21世纪，恐怕不会有太多人愿意承受等待的煎熬或将缘分寄托给天意，选择通过信件或红叶与他人产生交集。不过，似乎我们在做的事情与汉芙等人的所为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如打个有点冒险的比喻：这一封封往复的信件，不就是汉芙与德尔那个时代的电子邮件吗？这一片片红叶，不就是书生与宫女那个时代的QQ漂流瓶吗？
前互联网时代中的社交媒体
这当然不止是在感性层面上开个脑洞而已。我希望表达的是，《查令十字街84号》中温情的书信，《流红记》中寄托爱意的红叶，和我们在互联网中亲昵的交谈，也许并没有太多本质的区别，至少，它们都属于所谓的中介化交往（mediated communication）。这样一来，我们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当我们将微信与脸书（Facebook）视作数字传播的革命，称它们为“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时，对书信和红叶来讲，是否有些不公呢？难道是因为书信和红叶不够社交吗？
2015年出现了一本专门研究社交媒体的英文学术期刊，名叫《社交媒体 社会》（Social Media Society）。这本期刊的主编齐齐？帕帕奇拉斯（Zizi Papacharissi）算得上是互联网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不过，她却在创刊词中给“社交媒体”这四个字泼了盆冷水。她说自己次接到邀请时，看了这个期刊的名字，就有点犹豫。她非常讨厌“社交媒体”这个说法，既因为它体现出一种言过其实的暗示?D?D社交媒体在社交性上是独一无二的，也因为它本身存在着同义反复?D?D当我们说起“社交媒体”时，难道在暗示，还有其他一些媒体不是用来“社交”的吗（Papacharissi，2015）?如果从字面的意思来讲，无论是《查令十字街84号》中的书信，还是《流红记》中的红叶，其实都是社交媒体。我们在读中学时，给偷偷喜欢的人传小纸条，现在想来，也是在使用社交媒体。只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多时候，我们似乎更愿意在深夜打开微信，对自己暗恋的人说一句：“在吗？”
如果社交媒体仅仅突出媒体的社交本质，那么，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还要走得更远一些。在谈论人类社交媒体的起源时，他直接指向了古罗马。斯丹迪奇是《经济学人》的记者，特别钟情于通过古今传播技术的对比，来理解当下的现实问题。他写了许多传播技术史方面的畅销书，其中一本叫作《从莎草纸到互联网》（Writing On the 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