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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即将过去的前夕,世界著名的中国与亚洲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先生访问日本,我去拜访了他。

傅高义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已经89岁。老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写过《邓小平时代》。他研究日本,写过《日本》。傅高义先生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会讲很棒的中文与日文,被公认为“世界号”的汉学家和中日问题专家。

近,他又写了一本新书,叫《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一位自认是中日两国共同朋友的美国人,痛心于两国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希望能化解彼此的误会与敌意,用新的、建设性的视角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为此,他花了七年时间,参考了无数资料,完成了这本600多页的巨著。

我对傅高义先生的访谈,是从他的这本新书开始的。

傅高义先生认为,中日关系,首先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关系,其次是力量博弈的关系。

中日关系变化的波,是六七世纪日本向中国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上强盛、发达的国家,长安是世界上的城市。日本为了向中国学习,派遣了许多使者和留学生前往中国,不少留学生长时间逗留中国,学会了中文、学会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也学会了城市规划。所以,日本开始有了文字,开始建设历史上座都城奈良。所以,中国是日本的文化之母。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一直在日本之上,日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无限的敬仰,对中国采取了朝贡的政策。

但是到了晚清时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明治维新之后强大起来的日本海军几乎全灭了中国北洋水师,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得堂堂大清帝国被迫向日本赔款割地,中日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颠覆,长达千年之久的“中国为上,日本为下”的格局出现了颠倒——日本占据在中国上峰。这是中日关系变化的第二波。

但是,傅高义先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使中国蒙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但是居然向日本派遣了大批官费和自费的留学生到日本留学。也就是说,晚清时期,中国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热。从孙中山开始,李大钊、周恩来、康有为、梁启超、蔡锷、蒋介石、秋瑾、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几乎都留学日本,总数达到数万人。中国近代的教育制度以及纺织等产业,基本上就是拷贝(copy)了日本的。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曾经留学早稻田大学的陈望道先生从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过来的。近代大量日本造的汉语词汇被传到中国,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宝库。这是中国个向日本学习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