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比伦有何神秘魅力？“暴君”萨达姆竟也沉湎其中
2006年12月30日是宰牲节，也就是“古尔邦节”的天，萨达姆·侯赛因在这一天被处以绞刑。这场处决并不体面。这一骇人又拙劣的野蛮行径显然是打击报复的成分多过伸张正义。读过、看罢报纸上的报道以及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的视频影像，我竟发觉在概括这类荒诞不经的传奇事件时，日常的新闻言辞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此番感受应非我独有。
残酷暴君的军队被粉碎瓦解；暴君本人亦逃之夭夭，一时杳无踪迹，但终还是被发现——当时的他褴褛肮脏、络腮满面，如困兽般畏缩于地洞之中。在沦为阶下囚后，他受到公开羞辱，被单独监禁千日，后又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然而判决早有定论。行刑之时，那得意的刽子手几乎扯断了他的脖子。
如同《圣经》中记载的那样，上帝通过与人类对话来教导历史的缔造者们。次海湾战争前夕，高级军官们在科威特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萨达姆在会上说他侵袭科威特是遵照天意：“愿真主做我的见证，是真主想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我们收到的旨意便是真主的决定……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2005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播出一部纪录片。片中，巴勒斯坦外交部前部长纳比勒·沙阿斯（Nabil Sha’ath）回忆道：“布什总统对我们所有人说，‘上帝托我执行这一使命，他对我说，“乔治，去吧，去和阿富汗的那些恐怖分子战斗吧”。所以我去了。然后上帝又对我说，“乔治，去吧，去终结伊拉克的暴政吧……”所以我去了。现在，我又听到了上帝的话语’。”
倘若其言为真，那么在这场冲突爆发之前，必有振聩之声从天而降。先是一声“萨达姆总统啊”，继而是《但以理书》的内容：“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还可以用《列王记》式的语言，来描述与萨达姆·侯赛因生命后时刻有关的各种细节：
那是安息日的早晨，太阳还未升起。他们把他带到城中，押上刑场。
他们按照处决惯例，捆住了他的双手和双脚。然后对着他辱骂道：那有权能的怎会落到如此下场，愿你受到主的诅咒。
他们将绳子绕在他的脖子上，继续辱骂他，然后一边赞美他敌人的名字和头衔，一边说：愿神诅咒你，愿你下地狱。
然后他回答道：你们还算人吗？一帮无耻之徒！
他们又对他说道：准备见神吧。于是他向真主祷告，说：除了真主，没有别神。
接着，他们给他上了绞刑，而后刑场、街道和集市上爆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那是安息日的早晨，太阳照耀着巴比伦的城墙。
套用《圣经》的时代背景来阐述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并不只是作家的幻想，对和我一样从小就通过《圣经》了解中东历史的人而言尤其如此。萨达姆本人也把自己视作古代统治者的继承人。他特意模仿的对象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曾攻占和摧毁耶路撒冷及其神庙。萨达姆称尼布甲尼撒为“来自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认为他和自己一样抗击波斯人和犹太人，但这个表述有一些时间线上的错误。［尼布甲尼撒并非阿拉伯人，而是迦勒底人（Chaldean）；伊拉克要再过两千五百年才会出现；我们所知的犹太教那时也还没有出现。］在1988年国际巴比伦节的徽章上，萨达姆和尼布甲尼撒的头像被叠放在一起。《纽约时报》的记者称，徽章上的头像拉长了萨达姆鼻子的轮廓，使其与那位美索不达米亚的君王更加相似。萨达姆还推崇凭“以牙还牙”的法典而著称的古巴比伦王朝统治者汉谟拉比（Hammurabi，约公元前1795~前1750年）。萨达姆将伊拉克军队中强大的军事打击力量命名为“共和国卫队汉谟拉比装甲师”，还有一支部队被命名为“尼布甲尼撒步兵师”。
英国广播公司的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说，这位伊拉克领导人“沉湎于为自己树碑立传”，通过兴修宏大的建筑，来有意识地模仿杰出的前辈。在他的巨幅画像上，萨达姆就如同古代苏美尔的君王一般，将建筑工的篮筐放在肩上，尽管古代国王背的可能是一担制砖用的黏土，而萨达姆则背着一筐水泥。萨达姆开始大兴土木，重建古巴比伦遗址，但一名建筑历史学家称，萨达姆的重建是“劣质的拼凑，而且常常在规模和细节上出错……”萨达姆还效仿古代的君王，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砖块上。于是，成千上万块砖上都刻着红色的字样：“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重建于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领导时期。”然而，萨达姆使用的雕刻文字是现代阿拉伯文而非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因为除非有必要，否则他是从来不会展现高品位的。
萨达姆·侯赛因极力让自己的国家与受伊斯兰教影响之前的久远历史产生关联，这样做的政治意图简单明了。1971年，伊拉克的邻邦伊朗的国王宣布，他与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波斯帝国）的建立者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Creat）存在血缘关系，引得举世瞩目，此事和萨达姆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任何试图称霸中东地区的人，都要先推翻一种说法，即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先知之城——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是该地区领导权的正统性来源。
极为讽刺的是，英美的中东政策，从1953年罢免民主选举产生的伊朗总理、社会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ad Mossadeq）的“阿贾克斯行动”，到2003年推翻世俗民族主义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自由行动”（即伊拉克战争），都在无意之中巩固了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政权。这无疑宣扬了萨拉菲主义所奉行的政治模式，即建立合法政治制度的有效原则是依靠先知的直系继承者们。
也许，萨达姆——不管在其他方面表现如何，他实际上既不愚蠢也不缺乏洞察力——也看到了中东权力政治中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相。自古代以来，我们的生活和了解世界的方式可能已经完全改变；但倘若认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的举止行为有了任何的不同，或是人性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我们就太自欺欺人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那个因处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流之间”而被希腊人称作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罗马人和帕提亚人（Parthians）、拜占庭人和萨珊人（Sassanians）、穆斯林和祆教徒（Magians）都曾为之而战，直到来自中亚甚至更远之地的外来者——蒙古人和突厥人占领该地，摧毁一切，该地才归于所谓的和平。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伊拉克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后，该地区风云再起，还是控制了前奥斯曼帝国三大省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分裂后，该地区陷入乱局，每一个对这片土地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对这些形势感到惊讶。这里的各国相互敌对，似乎只有在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允许列强前来攫取石油时，它们才稍显团结。
然而，这种想要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丰沃平原的企图，早在罗马时代之前便已存在，甚至还可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虽然在此争夺统治权的古代帝国早已化为尘埃，但它们相互碰撞的余音仍在空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