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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发现，在睡梦中，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与希望会被唤醒，准备在醒来的那一刻给予我们一击。丘吉尔就记录下了这样的经历。当他在1945年7月26日早晨醒来，以为自己与保守党输掉了大选后，“几乎感受到了肉体上的剧烈刺痛”。由于要将在世界各地战场上投下的选票运送回国，本次大选结果经过了长时间的延迟后才揭晓。很少有人曾想到这位战时领袖可能败选，多数工党领导人也都认为他将再度当选。伦敦金融城里那些貌似消息灵通的专家、熟悉内情的工会领袖、自信十足的媒体、向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回情报的外交观察家，也都是这么想的。丘吉尔正处于个人成就的时刻：当他在白金汉宫著名的阳台上现身，向人群挥手致意时，他的光芒甚至盖过了国王及王室。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次军事胜利像“二战”这样，如此紧密地与一位文职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两位伟大的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还是名望鼎盛时的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又或者是劳合·乔治，都无法与丘吉尔在广播时代的个人魅力相媲美。的确如此，1945年的大选是不同寻常的一次。这次大选所终结的议会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9年6个月20天的时间使它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长的一届议会，其成员是一些不习惯于粗野的党派冲突的老人。丘吉尔希望这届议会能维持更长时间，至少延续到日本战败。丘吉尔从不是狭隘的党派中人，而是倾向于结成联盟，但工党坚持要举行大选。此时，没人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了：由于选民已四散各处，因此投票过程不可能是精准无误的；新选民登记以配给供应本的记录为依据，同样并不准确。由于文书方面的错误，有些选民发现自己无法投票——这其中就包括了首相本人。 留心倾听的人能够发现，将要发生的这一切早有预兆。战争期间，一种崇高的宗教社会主义在英国国内流行开来。当大屠杀仍在海外令人痛苦地继续时，决心建设一个更符合基督教价值国度的近乎乌托邦般的理想便扎下了根。早在1940年，伟大的战时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便呼吁“消灭财富的极度不平等”。他手下的教士理事会及“主张共同所有权部”部长甚至更进一步，宣称私有制是“与神授正义相悖的”。在军队里，军队时事总局引领了有关战后英国的强制讨论，由左倾教育家威廉斯（W. E. Williams）进行组织。倾向于保守党的军官抱怨在军中流传的小册子基调不妥，称威廉斯“使得部队沉浸于煽动性的文字”。一名将军当着士兵的面焚烧了1万本“可恶的小册子”，警告称这是“严重的叛国行为”。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保守党人相信，正是在部队中偷偷传播开来的社会主义宣传导致了他们在1945年大选中失利。但事实上数字根本对不上：当时的投票年龄是21岁，这就将许多具有可塑性的士兵排除在外了；此外，不管怎样，军队总票数仅为不到200万，而选民总数则为3 300万。 在平民中间也发生着变化。“即将迎来崭新时代”的强烈感受体现在一系列议员去世（共有22名议员战死沙场，除一人外均是保守党人）引发的补选中：保守党候选人纷纷落败。在埃塞克斯郡的莫尔登选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左翼记者汤姆·德赖伯格（Tom Driberg）胜出。游记作家普里斯特利及理查德·阿克兰（Richard Acland）准男爵发起了“共同富裕”运动，1943年，来自这一忠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候选人在英格兰各地大爆冷门。 4 月，曾参加不列颠战役的飞行员约翰·洛弗西德（John Loverseed）赢得了柴郡的一个议席；休·劳森中尉（Lt Hugh Lawson）赢得了约克郡谷地斯基普顿选区的议席。令人震惊的是，1945年4月，欧内斯特·米林顿（Ernest Millington）这位战前的和平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战时加入皇家空军并转而专注于轰炸德国的空军中校，在切姆斯福德这个保守党重地战胜了保守党候选人，赢下了该选区。代表“共同富裕”参选、受到当地牧师支持的米林顿开展了非常具有攻击性的竞选活动，他在集市中心树起的竞选横幅便反映了这种基调：“这是一场基督与丘吉尔之间的战斗。”在1945年，空气中已经有了一丝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