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位极富预见性的天才，生就一副善于讽刺的喉舌。他用文字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图景，展示了18世纪各国的外交目的和战争动机：“有时，两个统治者会为了领土发生争执，争论到底谁应该放弃其领地的三分之一，即便二人实际上都没有管辖这些领土的权力……战争爆发的原因有时是对方太过强大，有时则是对方太过弱小。有时，我们的邻国想要我们的东西；有时，我们的邻国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彼此交战，直到对方夺走我们的东西，或我们得到对方的东西。侵略者打着拯救人民、摆脱饥荒和内讧的旗号对别国发动侵略战争。当一个市镇处在我们触手可及的位置时，或在某一地区的领土刚好能将我们的版图补全的情况下，我们对别人发动战争都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对方是我们亲近的盟友……贫穷的国家虎视眈眈，富有的国家得意洋洋。然而，得意和失意处在永久的变动中。这样看来，士兵或许是光荣的职业了。”事实上，这段话之所以听起来尖刻，是因为作者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这才洞悉了这个少有人通晓的道理。而他只是将这个事实不加掩饰地揭露了出来。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这段话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相反，它高度概括了18世纪各国的外交动机和军事目的。看看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贫弱国家—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大公国、波兰立陶宛王国和奥斯曼帝国，还有那些骄纵暴虐的强国—法兰西王国、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和大不列颠王国，我们就会意识到乔纳森•斯威夫特所描述的这些严酷的情况都曾切切实实地存在过。对西里西亚的占领、对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瓜分和对奥斯曼帝国未遂的瓜分不过是发生在这个表里不一与利己主义横行的时代里三个污秽卑鄙的事件罢了。大量政府文献揭示出18世纪的种种败象，包括人们前所未有的贪得无厌、腐败成性和唯利是图。这些败象几乎堪比伏尔泰或乔纳森•斯威夫特为我们描绘的任何图景。只要历史学家对18世纪统治者的种种作为考察一番，讽刺作家们的言论很容易就能得到应有的评价。
虽然18世纪政治策略的肆无忌惮已经毋庸赘述，但我认为，对当时的局面做一番解释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该局面进行“开脱”或许也是可取的。不同时代的人类历史有着某种潜在的一致性。虽图案不同，但质地一样。也正因为这个一致性，我们完全可以将18世纪和19世纪作个对比。读者也许会说，18世纪是君主当道和南征北伐的时代，19世纪是各民族人民进行民族战争的时代，两者是有区别的。这种看法确实没错。不过，不知道读者是否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即在19世纪君主已经不再总是想着要打仗了。古往今来，平民百姓似乎一直都准备着要弃公正于不顾或为一己之利和别的国家大打出手。撇开其他不谈，我们也正是从这个现象里发掘出一种历史的一致性。在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机关已经渐渐不再依靠武力来镇压民众、维护统治，而是开始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想办法在精神上赢得民众的拥护。即使是一个奉行专制思想的君主，也会适时地采取权宜之计，试着去迎合普遍的民意与社会理想。然而，在18世纪，只要拥有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和一群顺从且不善言辞的民众，君主就不害怕采取有悖于或超前于民众意愿的行动。权力大概从未像18世纪这样集中于数量如此之少的人手中，而集中的权力也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后果。在意识形态方面，一些思想家的理念约束着18世纪的欧洲。这些思想家深受伏尔泰的影响，信念坚定、逻辑严密。在行为活动方面，欧洲各国都处在各自统治者的严密掌控之下。统治者态度明确、无所畏惧，而走在这些统治者前面的领路人正是伏尔泰的朋友、敌人和偶像—腓特烈大帝。有了清晰的思路，行动落实起来自然也不会拖泥带水。权力集中本应是件好事，但就怕权力落在不负责任的统治者手中。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国家的命运就只好任由情绪和偏见左右了—不幸的是，18世纪确实有这么一些统治者，他们怀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偏见，高度情绪化地治理着各自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