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18年中期以来，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实际上，我在于2018年元旦发布的新书《枢纽》中就已经谈到这种可能性了。
我在《枢纽》下篇讨论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部分提出，中国的经济成长系基于西方一轮创新经济的拉动，其间一系列结构性的特征，使得在不出现实质性技术变迁的前提下，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因此，中国的经济成长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深刻变迁，从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外围”结构变为一种“双循环”结构，中国的制造业成为一个中介性的“枢纽”，衔接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与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这种结构变迁会引发全球秩序以及其他国家内部的一系列不均衡，从而吁求一系列治理秩序变革。如果变革不能向前推进，便有可能引发贸易摩擦。
未料到，《枢纽》一书出版不到半年，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就真的出现了，并且规模迅速升级到超出所有人想象的程度。一时间，网上满是中国制造业面临贸易摩擦的严重冲击，大量制造业工厂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规模转移的消息，中国经济似乎正面临重大危机。很多人质疑我在《枢纽》中的说法，认为现实已经狠狠地驳斥了这本书。
从纯粹的理论分析来看，我认为这种大规模转移不大可能。因为我所论证的支撑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很多条件并未因贸易摩擦遭遇实质性挑战，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条件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而在今天的全球经济逻辑之下，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但是这种理论分析倘若没有足够的实证研究支撑，说服力仍然有限。
于是，在2019年，我与研究团队的伙伴们一起从北到南对越南做了深入调研。我们跑了河内、海防、胡志明3个大城市，以及分布在北方和南方的3个主要工业省份，拜访了4个工业园、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派驻越南河内和胡志明两个城市的分会，又采访了河内的1家律师事务所、7家在越南的中国商会。我们还拜访了从高科技到低科技横跨多种产业、从跨国大公司到地方小工厂横跨多种规模的近20家企业，若干位越南工人及越南经理层，以及几十位在越南打拼的中国人。此外，我们还采访了越南的政府基层官员、两所大学中的多位学者，甚至在一家中餐馆吃饭时，遇到的一位会说流利中文的越南老板娘都成了我们了解越南民情的访谈对象。
在去越南之前，我们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对中国企业做了深入调研，以便获得必要的预备知识；从越南回来之后，基于新获得的信息，我们又逆向回溯到国内的供应链网络上游，到珠三角以及广西中越口岸地区做了深入调研。
大半年的深入调研以及与研究团队伙伴们的反复讨论，让我有了巨大的收获。调研基本验证了我在《枢纽》中提出的“枢纽”“双循环”结构的假说，同时让我能够对假说做出重要的迭代升级，把很多思考向前推进了很远。田野调研不仅让我对经济活动的微观机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还让我发现了很多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存在。
基于调研形成的理论收获，可以总结为如下4点。
，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调研告诉我们，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1通常是终的组装环节。其他环节很难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结果就是，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这边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这样一种转移，还是称之为“溢出”更恰当一些。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伴随着贸易摩擦，越南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下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在新的生产逻辑下，过往理解问题的很多方式都得加以调整。
第二，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
和通常说的产业本身的技术水平高低无关的根本原因在于，今天各国之间已经是在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复杂产品很少能在单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完成全部生产环节。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中不都是高技术环节，其中的低技术环节如果符合点的条件，是有机会转移走的。
但是在转移过程中，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其转移逻辑是不一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由于一系列原因（详见书中内容），重化工业基本上终结在中国，无法向东南亚转移。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电子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所依托的规模供应链网络也会留在中国——毕竟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设施在中国，但是电子产业中的组装环节会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转移出去的这些环节，会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保持深度的嵌合关系。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信息技术产业，从它的核心技术创新和软件等方面来看，美国起着主导作用；从信息技术的硬件制造方面来看，这种制造是要通过电子产业完成的，中国加上东南亚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第三，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民间的力量。中国的民间经济和社会带给我特别多意外的发现和感动。
我在调研中注意到，贸易摩擦越严重，民间经济就越努力加强自救。所谓自救，很多都是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转移，因为那些地方无须面临美国的高关税。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只有组装环节能够出去，其他环节仍然需要依托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而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活力，也来自民间经济。因此，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会加速向海外扩展，但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来自民间。
至于向海外“走出去”的具体载体，在各种海外大项目之外，我们通常关注到的都是那些外出设厂的企业——不管是出于全球布局考虑而主动走出去的国际大公司，还是跟随大客户走出去的小供应商企业。但所有企业都是基于具体的“人”的活动才运转起来的，过去国内对于“人”的层面关注不够。
我们在越南的调研中发现了国内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干部”这个群体。所谓“中国干部”就是，无论什么“资”的企业（主要是台资），只要是把工厂从中国大陆迁到越南的，则中高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群人自称“中国干部”，是个有几十万人的群体。中国干部是把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与越南的组装环节衔接起来的重要微观载体，他们在打拼的过程中拥有了大量基于跨文化的调适能力而演化出的管理技巧，掌握了大量可实践但难传授的隐性知识，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海外智慧宝库。如此重要的群体居然在国内鲜为人知，期待我在书中的讨论能够引起国人对他们的关注。
第四，是“溢出”而非“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政治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
信息技术天然地是穿透国界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而制造业中的生产流程也越发成为一种跨国性的存在，这跟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认为，无论生产什么东西，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环节都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的。但是在今天，就复杂产品而言，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环节是在几个国家中通过跨国配合完成的。倘若把一件复杂产品从元器件到终产品的全生产流程所经历的物理空间称作生产流程所依托的经济空间，这种经济空间已经是高度穿透国界——也就是穿透政治空间的了。
从国内层面着眼，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民间经济的运行逻辑和政府政策的逻辑越来越分离成两条线。政策对民间经济的影响机制，跟过去已经大不一样了。从国际层面着眼，这还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了。而现在的各种国际经济治理秩序，比如WTO（世界贸易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国际经济治理秩序在运转上也就越来越有问题。
世界必须找到新的治理办法，新办法的根基必须与新变化的动力基础相匹配。是经济活动穿透国界才带来了这些问题，但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并不是国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办法是需要由商人来主导的。回看历史，商人秩序曾经与政治秩序缠绕着共生演化，推动人类秩序不断发展，中世纪以德意志商人为主导的商人秩序——汉萨同盟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到了近代的主权国家时代，政治秩序变得过于强大，商人秩序被政治秩序遮蔽了。而今天，随着技术和生产的变迁，商人秩序很可能走到了需要重新站到历史前台的时刻。我在书中做了个大胆的构想，就是构建“东亚汉萨同盟”，它标示着我对未来可能形成的秩序的某种构想。
贸易摩擦是一种很有趣的“”环境，它可以把很多平常状态下易变的、扰乱人视线的东西都拂去，底层不易改变、在更大程度上规定着演化方向的东西，会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浮现出来。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经济正在“溢出”的强大动力；也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会被促使着去构想未来新的秩序可能性。对未来所做的这种构想，需要我们有深远的历史感，因为，真正的历史感从来都是指向未来的。在实践的延长线上，这样的一种思想，就是深刻的历史实践！
在调研回来后，跟朋友们讨论自己的思考的时候，有朋友提出一个意象，非常贴合我调研的感受，那就是——原力觉醒。“原力”是《星球大战》电影里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底层的动力。原力觉醒，就是说长久沉默的底层动力行将浮出水面。
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在当下动荡不堪的国际格局中，反倒更容易看清——在今天，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中真正的“原力”，就是商人秩序的力量。这个“原力”一直存在，但长期沉潜，久未获得自觉。到了今天，技术和生产的演化很可能会把它推到历史的前台，“原力”应当“觉醒”，“原力”也必须“觉醒”。
施展
2019冬至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