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为什么特朗普无法赢得贸易战？
自2018年3月开始，中美爆发贸易冲突，而且持续升级、愈演愈烈。到2019年6月15日，美国已经对自中国进口的2 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也对自美国进口的1 100亿美元商品征收5%~25%不等的关税。而且美国还宣布对剩下的3 000亿美元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分两个阶段实施。对此，2019年8月23日中国做出反制，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约75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10%、5%不等的关税。特朗普随即在推特上表示，已经开始加征25%关税的来自中国的2 5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从10月1日开始提高到30%（后因中美谈判取得进展，美方同意暂时不提高加征关税），剩下的3 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15%。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如此大规模的贸易关税战，但美国能赢得这场贸易冲突吗？
在军事上判断一场战役的胜负，不是看交战双方牺牲人数的多少，而是看是否达到了战略目标。比如，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盟军伤亡人数高于德军伤亡人数，但盟军成功实现战略目标，开辟了欧洲第二战线，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毫无疑问诺曼底登陆盟军几乎取得完胜。所以讨论特朗普政府能否赢得中美贸易关税战，我们得看他能否达到他的战略目标，而不是比较双方损失大小。特朗普竞选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发动这场贸易关税战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然而我们认为，特朗普发动的这场贸易关税战将难以达成上述三个目标。
1. 目标一：减少美国贸易逆差
首先，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主要原因在于其国内储蓄率低，不足以满足国内投资需求，因此必须以经常账户赤字（贸易逆差）的方式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融资。美国家庭储蓄率即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73 年的13.5% 缓慢下降到2005 年的**点3.2%，之后逐步恢复到2017 年的6.7%，但仍然只有20 世纪70 年代的一半。美国的总储蓄率（1- *终消费/GDP）也呈现了同样的趋势，从1973 年的高点23.5% 逐渐下降到**点2009 年的13.9%，之后缓慢回升到2017 年的18.9%。而总投资率除个别年份外一直在20%~25% 波动，这中间的投资缺口就需要以经常账户赤字（或贸易逆差）的方式从国际上融资a。
其次，在某些时间段，美国政府赤字扩大也是造成其经常账户赤字的原因。从历史经验来看，20 世纪80 年代的里根总统和2001 年开始任期的小布什总统在任期内都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造成了财政赤字的上升，降低了国内总储蓄率，因此都推升了经常账户赤字。特朗普政府也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因此可以预计未来几年美国贸易逆差不会缩小，反而会继续扩大。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政府预算赤字将从2017 年的占GDP 的3.5% 上升到2021 年的4.9%，从而推升经常账户赤字从2017 年的占GDP 的2.4% 到2021 年的3.6%。按照这个估计，经常账户赤字在4 年内将上升50%。按照美国现在20 万亿美元的GDP，经常账户赤字将上升到7 200 亿美元左右。
*后，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内需拉动进口需求，美联储也进一步提高了利率，再加上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都使得美元走强，不利于美国的出口，这也将扩大美国贸易逆差。而中美贸易战可能会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减少，但美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也会增加，同时中国将不得不增加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从而挤占美国的出口市场，因此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不会减少。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18年美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6 210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了12.5%。其中，货物贸易逆差高达8 910亿美元，创下过去十年内的新高。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贸易保护来减少贸易逆差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
无论是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低储蓄率、减税导致的财政赤字），还是短期因素（美国经济处于上行周期、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以及美国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表明特朗普政府要缩减贸易逆差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2. 目标二：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
据香港《南华早报》2018年9月22日报道，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在接受独家专访时说，特朗普的战略就是让中美贸易战“规模史无前例地大”，同时让北京“痛得难以承受”。他进一步表示，特朗普的目的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他的终极目的是“让美国重新工业化”，因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核心。但是，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下降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是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自然结果，降低企业税率、提高进口关税也难以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
**，美国制造业式微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随着人均收入逐步提高出现的产业结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结构性变迁。制造业工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美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已经显著地不同于特朗普年轻的时候。图9.1 显示了1977— 2017 年美国各部门就业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服务业就业比重在这40 年内缓慢而稳定地上升，而制造业就业比重则在缓慢下降，农业就业人口占比则不到2%。美国经济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制造业同等规模的产出所需的工人减少。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在过去20 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虽然下降了30%，但制造业的真实产出却上升了60%，主要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导致制造业人均产出增加了125%。进入21 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越来越多地投入制造业生产中去，因此会替代更多的工作和工种，制造业就业占比仍将继续下降。
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结构变化并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图9.2 显示了世界上前60 大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人均实际GDP的关系。可以看出，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制造业比例越低，这是因为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比例越高。图中斜线显示的是两者的线性拟合，从图上看，美国的制造业占比非常接近拟合线，说明美国也并非特例。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中国的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超出拟合值近一倍，说明中国的确无愧于“世界工厂”的称号。这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从事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有比较优势。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中国制造业比重也会缓慢下降，而服务业比重会逐步提升。
第二，经济全球化将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也使得美国可以利用全球资源和劳动力。首先，由于美国资本丰富、劳动力稀缺，因此进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中间品和消费品，而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和资本或者技术密集型产品。其次，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投资生产，直接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便宜劳动力，再将产品出售到全世界市场。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导致美国公司愿意在海外设厂直接在当地销售和运回美国销售，或者进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中间产品以节约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的确使美国制造业工人失去了一部分工作， 但全球化也给美国出口部门创造了大量工作，给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产品，也给美国的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
图9.3 表明，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东南亚主要发展中国家。2011 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是4 083 美元/ 月（2007 年不变价美元）， 而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1/10，东南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分别为美国的8%、13%、5%、4% 和5%。而且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间并没有显著变化， 说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相对美国具有非常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 即使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税可能导致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出中国，但跨国公司也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其他国家，而不是转回美国。因此，中美双边关税战恐怕并不能使制造业回流美国。
第三，假设美国退出WTO，对所有制造业产品进口征收高关税，这不但会提高美国制造业产品的中间品成本，而且由于美国已经没有那么多制造业工人了，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上升，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链中，美国占据的是研发和销售环节，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增加值和利润占比都较高，而制造业生产则是全球性分配，利润占比较低。比如iPhone，美国苹果公司主要负责研发设计和全球销售，而各个零部件的生产则是由全球各个供应商负责，*后由台湾地区设在中国大陆的富士康公司组装并运往全球各个市场销售。虽然苹果公司不负责生产，但它的利润占比却**，超过60%。有研究表明，将iPhone的整条生产链搬回美国会导致苹果产品成本大幅提高，而且很可能由于缺乏技术工人而导致产能不足。奥巴马在2011年与高科技公司CEO晚宴时问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为什么不在美国生产手机时，乔布斯表示，苹果公司在中国招了3万名工程师，管理厂内70万名工人，如果在美国能找到这么多工程师，那苹果公司也能在美国设工厂。目前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也制约着美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引人才。要恢复特朗普年轻时期美国的制造大国地位，除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否则恐怕只能是黄粱一梦，即便如此，要大规模增加制造业就业也是不可能的。
第四，特朗普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适得其反，非但不能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反而会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美国对进口中间品增加关税，增加了国内企业的成本，削弱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必然会导致贸易伙伴国的反制，增加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使得美国出口下降，更进一步迫使美国企业离开美国，到贸易伙伴国直接投资，实现当地生产和销售，来规避关税的影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也阻碍了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018年9月马云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他之前答应特朗普帮助美国新增100万个就业岗位的承诺无法兑现了， 因为这个承诺是基于中美友好合作的经贸关系之上的。
关税贸易战导致美国本土企业被迫离开的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美国哈雷- 戴维森（Harley-Davidson， 简称哈雷） 公司。该公司是总部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全球知名重型摩托车制造商，成立于1903 年，是美国百年品牌，如今哈雷摩托已经行销到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特朗普也引以为傲， 称赞哈雷公司是一家“ 伟大的美国公司”。但2018 年6 月， 哈雷公司表示将把生产线搬到海外，引起特朗普极大愤怒，在推特上发文指责哈雷公司是“举起白旗投降”。哈雷公司要把生产线搬到海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个原因是，特朗普发动的钢铝贸易关税战提高了美国企业购买钢铝等原材料的成本，哈雷公司在2018 年4 月曾表示，美国向进口钢材征收关税令哈雷公司购买钢材的花费大增75%。第二个原因是， 欧盟表示将对美国的钢铝贸易战提出反制措施，宣布会向摩托车、波本威士忌和橙汁征收额外关税。哈雷公司表示，欧盟的关税将令其摩托车在欧盟的售价每辆平均增加2 200 美元，因此它必须扩大美国国外的生产线，以避免欧盟的关税。
另外一个例子是福特汽车。由于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升级，中国对从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提高到了40%，美国福特公司对此表示将增加各车型在中国的量产，特别是林肯系列。2017 年美国福特公司对中国出口约8 万辆汽车，其中约一半是林肯系列。中国对美国汽车的高关税将使得美国汽车出口到中国不再具有竞争力，而在中国实现量产可以避免中国的关税，因此福特公司被迫在中国增加量产。
第五，美国的减税政策对制造业回流作用有限，无法扭转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地位下降的趋势。为了吸引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政府在对外征税的同时对国内企业实施了大规模减税，其减税政策主要包括“三板斧”：①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35% 降低到21%；②推行“属地”征税原则，未来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将只需在利润产生的国家缴税，有利于消除将收益保留在海外的扭曲性激励，鼓励美国企业将境外利润汇回美国以增加国内投资；③对美国公司留存海外的利润存量实施一次性征税，其中现金利润的税率为15.5%，非流动性资产的税率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