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白与崔颢的竞技
首先来读一下李白（701—762）的《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不同的说法。通常认为是作于李白的晚年，即761 年，也就是他过世的前一年。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政局依旧动荡。所以后一联的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只是一个眼前看到的风景，还是一个隐喻，暗含了对时局的忧虑，也表达了故国长安之思。另一个说法是这首诗写于李白744 年遭谗言，被赐金还山之后，具体的写作时间大致是747 年。在这个语境里，浮云蔽日的政治寓意，也不难理解，甚至更为恰当，因为它出自汉代陆贾的《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看起来还是747 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首诗关注的核心，在于名与物，或名与实的关系。体现在诗人的视觉观照当中，就变成了见与不见、有与空、今与昔之间的一系列对照。
提起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崔颢的《黄鹤楼》，并且把它们对照起来读。以下就是《黄鹤楼》诗后世通行的一个版本：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 约704—754） 这首诗大致作于开元十一年（723）及第前后，一说作于晚年，但因为收录在截止于天宝三载（744）的《国秀集》中，其早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自是毋庸置辩的。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相似，崔颢的这首《黄鹤楼》也正是在名与实、见与不见之间展开的，尤其是开头的两联凸显了当下“此地空余黄鹤楼”和“白云千载空悠悠”的“空”的状态。一个“空”字重复使用了两次，后一次写昔人乘黄鹤而去，唯见白云留下一片空白，仿佛千载不变，绵延至今；前一次写黄鹤楼一旦失去了黄鹤，便徒有其名。这两个“空”字，都暗示着阙失，目中所见，唯有黄鹤楼被黄鹤遗留在身后，永远见证它的离去和缺席。而眼前的白云跨越时空，绵延今古，也反衬出名与物、当下与过去之间难以克服的距离。
从诗中营造的氛围和内在的情感气质来看，《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相比，有明显的差别。李白没有接着发挥《黄鹤楼》的日暮乡愁和人生归宿的主题，而是把长安变成了向往的所在，以浮云蔽日的象喻改写日暮思乡的联想，从而暗示了对政治与时局的关切和隐忧。这与诗的第二联“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引入人世变迁与朝代陵替的历史维度，也是前后一贯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对崔颢《黄鹤楼》所做的这些改变无论多么显而易见，却又都是替换性的，也就是在一个现成的模板中，对其中的一些意象做了延伸性的替代——“白云”变成了“浮云”，“长安”替代了“乡关”，更不用说在“黄鹤”的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凤凰”。同样不难看到的是，李白也在有意回应《黄鹤楼》的母题和句式：他像崔颢那样，在名实、有无，以及见与不见之间，大做文章。而从“黄鹤”到“凤凰”，名称虽然变了，诗歌语言的基本模式却仍在重复，就连《黄鹤楼》的韵脚也保留不变。
的确，尽管《登金陵凤凰台》用凤凰替换了黄鹤，但却搬用了《黄鹤楼》的韵脚和句式结构——名实之别不只构成了这两首诗的共同主题，也在《登金陵凤凰台》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一次新的演绎。但李白不仅仅在模仿崔颢，还要与他竞争。所以，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去复制原作的格式，而是对它加以变奏和改写，仿佛是为了证明，即便是同一个写法，他也能有所改进，甚至可以把原作比下去。《黄鹤楼》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头两联中，三次重复黄鹤，已堪称绝唱。李白写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联两句就做到了。他首先把主语位置上的“昔人”给取消掉了。凤凰原本逍遥自在，无论来去，皆与人无关。这样便有了“凤凰台上凤凰游”这一句。第二句的“凤去台空江自流”，等于是《黄鹤楼》的头两联四句叠加在一起，压缩改写成一句。但压缩归压缩，却一点儿不妨碍李白在这一联的两句中，连续重复了三遍“凤凰”（包括一次简称为“凤”）。这是一个竞技斗巧的高难度动作，但听上去却如此轻松，仿佛脱口而出，得来全不费工夫。令人在错愕之余，不由得击掌称快！
二、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关于李白的这首《登金陵凤凰台》，还有一些传闻，在现存的文献中，早见于北宋的记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该闻录》云：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
李白明知黄鹤楼上已经署上了崔颢的大名，在此攻城拔寨，已近于徒劳，于是就换了一处战场，到金陵凤凰台上接着上演这场竞争的游戏。《苕溪渔隐丛话》约作于南宋高宗年间（1127—1162），李、崔竞争说，自此大炽，被反复援引转述。无论此类“本事”叙述是否可靠，有一点无可否认：对于后世的诗人来说，李白黄鹤楼搁笔的确成了文坛的一段逸事佳话，也变成了他们题写黄鹤楼的起因和动机之一。
李白与崔颢去竞争，绝不是什么无可理喻的奇思异想，更不是屈尊俯就，降格以求。恰恰相反，他在挑战当时诗坛上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而《黄鹤楼》又正是崔颢为人公认的代表作——它被收进了唐、五代的四种唐诗选本，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为崔颢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堪称诗歌史上的一个奇迹。李白的《蜀道难》在当时也颇受欢迎，但还是没法儿跟《黄鹤楼》比。他的《登金陵凤凰台》更是不见于任何一种现存的唐人当代诗选。
这场以诗角逐的竞赛，是围绕名胜书写而展开的。而这正是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所谓名胜之地，通常由历史遗迹或纪念性的地标建筑构成，是可以在地理空间中确定下来的一个地点（topos），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供人书写和议论的题目或话题（topic）。中国历史上的名胜之地，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书写的产物——书写赋予它以意义，也规定了观照和呈现它的方式。它被文本化了，而且通过历代的文字题咏和评论，形成了自身的历史。这一文本化的名胜建构与名胜之地的历史平行交叉，并且从根本上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的名胜形象，但并不依赖于名胜古迹的物质实体而存在。访寻或登览一处名胜古迹，就是接受一次题写的邀请，而题写又意味着加入前人的同题书写的文字系列，与他们进行想象中的对话。名胜的话题因此具有了自我衍生和自我再生产的能力。
诗人通过诗文的写作，打造了一个文本化的诗国胜地。他因此超越历史，将此处风景名胜和历史胜迹一劳永逸地归在了自己名下：一旦说到黄鹤楼，崔颢根本不需要像买山者那样，“消前人之姓氏，而代以己名”。他以诗歌题写的方式，顺理成章地将它“占”了下来，“据”为己有。黄鹤楼因此被称作“崔氏楼”，而凤凰台则非李白莫属了。
于是，每一处名胜和有可能成为名胜的所在，都变成了诗人竞技角逐的战场，争取在上面永久性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名胜的版图又同时构成了诗坛的版图：占据了名胜的诗人被写进了当代文学的景观，从而在诗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他们的身后，后来者以诗的形式向他们致意，或者感慨自己的迟到或“余生也晚矣”，在这个地点和题目上，“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