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许多文明早期的思想家一样，孔子自己并没有留下多少著述，他主要的活动就是贯穿在他整个人生中的实践和思考，在日常言行中教授弟子。据《世家》及孟子等人的说法，孔子曾经作过《春秋》，删过《诗》，作过阐发《易经》思想的《十翼》。但今天的学者认为，这些说法都并不可靠。司马迁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删成传至今天的三百零五篇《诗经》。许多学者认为，孔子自己提到《诗》时就已称之为《诗三百》了，现存先秦文献所引的《诗》，出自《诗经》之外的佚诗数量很少，令人很难相信被孔子删掉的二千多篇诗这么早就亡佚得如此厉害。现在的三百篇《诗》应当是孔子之前就已大体编定。《世家》中又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就是所谓的“十翼”。今天的学者也多认为，孔子研究过《易》，“十翼”中也引到了孔子的一些话，但并非孔子所作，而是战国时期的产物。孟子曾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在《世家》敷演此说，称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今天有的学者也有认为孔子确实作过《春秋》（如钱穆《孔子传》），但也有许多人表示怀疑，认为《孟子》中提到《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内容与今天的《春秋》相差较大，即使孔子确实作过《春秋》，也并非今天尚存的《春秋》。孔子曾云自己“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第九》）这是关于孔子著述可信的一条记载，不过，这里并不一定意味着孔子作过《乐书》之类，很可能只是他和鲁国乐师谈过乐或者纠正过乐在演奏中的一些问题（《论语•八佾第三》“子语鲁大师乐”章）。因此，要了解、研究孔子的思想与人格，主要的依据就是《论语》。
《论语》的得名，历来有不同的说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意为弟子们论纂孔子之语，故取名《论语》。唐李善注《文选•辨命论》引《傅子》云：“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与班固的说法差不多。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认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杨伯峻认为，这种解释含有这样的潜台词，即除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之外，别人的谈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因此刘熙的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章太炎认为，“‘论’者，古者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言说有序亦谓之‘仑’。《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国故论衡•文学总论》）这是从古代书籍形制及其制度来解释其得名之由。
《论语》是经由多人之手而编定的。这里面有孔子的弟子，也有他的再传弟子，因此全书并非成于一时。据考证，前后相距有三五十年之久。后的编定者，唐代柳宗元认为是由曾参的学生编定，许多人持这种看法，则成书的年代，早当始于春秋末期，晚编定于战国初期。
《论语》编定后，秦火之余，传至汉代，出现了三种本子。一为《鲁论》二十篇；二为《齐论》二十二篇，其中有许多章节与《鲁论》二十篇相同，但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三是从孔子旧居壁中发现的用古文字所写的二十一篇，称为《古论》，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把《尧曰》中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故全书有两《子张篇》，篇目次序也与《鲁论》、《齐论》不一样，文字异同处有四百余字。王充《论衡》中说《古论语》有一百多篇，经过删减重复后尚有三十篇，不知何据。
《鲁论》和《齐论》在汉代都各有师承，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治《鲁论》，后又讲习《齐论》，故依《鲁论》篇目次序，将两个本子合而为一，号为《张侯论》。由于张禹是汉成帝的老师，地位隆宠，因此，他编定的本子就为当时的士人所尊奉，东汉灵帝时勒经上石，《论语》就是用《张侯论》。《古论》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在《论语集解序》中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后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孔安国注是何晏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是王肃伪造。流传至今的《论语》基本上就是《张侯论》。
由于《论语》成于多人之手，成书的时间跨度也较大，全书的语言风格不完全一致，记事记言的体例也多有差异，有的地方还存在着思想上的冲突。后世有的学者据此颇怀疑其可靠性，轻者认为其中掺入他人的学说，特别是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等，甚者认为经过某些人们的有意改纂。怀疑《论语》力的学者是清代的著名学者崔述，他在《洙泗考信录》、《余录》及《论语余说》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许多学者都认为，尽管有一些可疑的地方，但《论语》仍然是认识、研究孔子思想为可靠的材料，崔述的怀疑有的地方是过甚其辞的。本书编者认为，以《论语》中反映出来的孔子思想上的冲突以及某些观念上的矛盾（如孔子对“仁”的看法等）来判断其真伪，在很大程度上，既没有注意到伟大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忽视了它的实践品格。《论语》文本在可靠性上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并不能从总体上颠覆它与孔子的关系。
历代为《论语》作注的人非常多，可谓不胜枚举，在此择其在《论语》注疏为重要的数种作一简要介绍。在汉代，《论语》和《孝经》是初学者的书，自那时起就有人为《论语》作注。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和《古论》，为《论语》作注，这是个重要的注本。郑玄注尚残存有唐代的写本，其他汉人旧注原书则多已亡佚，一些注文则被三国时魏国的何晏采录到《论语集解》中，得以保存下来。何晏的《论语集解》出来后，一直至宋朱熹的《集注》之前，称得上是为重要的一个注本。其间，梁代的皇侃和北宋的邢昺又分别为它作过疏，清代的十三经注疏中，《论语》就用何晏集解和邢昺疏。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并分别为之作“集注”，其中的《论语集注》是何晏《集解》后的又一重要《论语》注本，尤其是它是明清科举考试所必须依据的本子，所以是近六百年来影响的一个注本。清代考据学兴起，学者多不满宋人空谈义理，因此刘宝楠采用考据学的方法，遍引载籍，折衷旧注，撰成《论语正义》（刘宝楠因病未能完成，由其子刘恭冕续成），代表了清代汉学在《论语》领域里的成就。
今人注释《论语》的热情依然非常高涨，各种注本层出不穷，且为适合现代读者的需要，多加上现代语体文的翻译，因其数量至多，故略过不作特别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