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目如愁
大约从汉朝开始，直到唐代，诗文里头，“愁胡”二字经常出现。字典上解释说：胡人深目，状似悲愁。早出自东汉辞赋家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跽而相对。……状若悲愁于危处，憯颦蹙而含悴。”晋人孙楚在《鹰赋》里把这个意思缩为一个词：“深目蛾眉，状如愁胡。”以后就成为习语，用来形容鹰眼。老杜诗中屡次写到，如《画鹰》：“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我们家的人，稍有点高鼻深目，我上学时，屡被开玩笑，说是西域人，甚至巴基斯坦或阿富汗人。毕业的留言簿上，各种开玩笑的比喻里头，多的就是卓别林和普希金了，除了眉目，还因为两人都留着小胡子。而我那时候，以为胡子越刮越旺，一直不敢刮，便成了这样的结果。在纽约，几次被误认为别的族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一次是，盛夏某日走在公园附近略偏僻的路上，被一个中年女同胞跟了很久，后她快步赶上来，鼓起勇气用中文问了一句“你会说中文吗？”我说会啊。她释然：想问路，打量半天，觉得你是老西（南美人），不敢开口。其实人到中年，身上假如有过一丝半点的异域特质，也让几十年读过的子曰诗云淘洗得差不多了，加上岁月的恩赐，眼睛也渐渐混浊起来。
以后想起深目如愁的说法，觉得很有趣。深目为何给汉人以悲愁之感？至今不得其解。在王延寿的赋里，胡人形象画在宫殿高处，看上去，他们仿佛因身处险危而惊恐不已。后来的引申如果都由此而来，不过一寻常典故罢了，我还是觉得“状似悲愁”更有意味。凸睛予人滑稽之感，老家方言形容某人暴怒或强横，说“翻眼努睛的”。眼皮大翻，眼球鼓出，怒气勃发，咄咄逼人，细想之下，却有漫画的效果，不是凶，而是可笑，就如鼓胀着肚皮的青蛙一样。眼睛垂下，让人觉得安详和可敬。目光投向远处，让人觉得似近而远，直至遥不可及。眼眶稍深，屏蔽了光线，双眸退隐，好像站在洞口看端坐在山洞深处的人，不免留下悬猜的细节。这些未知的事物，不可能一一表达。
李白在《上云乐》里描写过神话一般的胡人：“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岩容仪，戌削风骨。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神。”不是寻常胡人，更像得道的番僧，像是从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李白说胡人之貌“诡谲”，他自己若是胡人，或有胡人血统，一定不会觉得胡人的长相怪异。
晋代的阮孚，字遥集，这个“遥集”，就出自王延寿的赋。《世说新语》里有他的故事：阮仲容喜欢姑妈家的鲜卑丫头，姑妈搬家到外地，曾说要把那位已有身孕的姑娘留下，结果走的时候忘了这事，还是把她带走了。仲容闻讯，借了一头毛驴追赶，把她追了回来。仲容说：“人种不可失。”可不吗，姑娘怀着他的儿子呢。这个鲜卑丫头，就是阮遥集的母亲。阮仲容大名鼎鼎，乃是竹林七贤里的阮咸，李白所谓“三杯容小阮”中的小阮。《阮孚别传》里讲：“咸与姑书曰：‘胡婢遂生胡儿’。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鲜卑人身材较高大，皮肤白。唐代的美女，以长白为上，也许正反映了鲜卑人的审美观。这个阮孚，不知形象如何。看写真画上同样有一半鲜卑血统的唐太宗，可以想象出大概。唐太宗应该也是深目的吧，雄姿英发，哪里有一点悲愁的影子。
唐人酒器中有一种行酒令的酒具，叫酒胡子，造型为一碧眼卷发的胡人。行令时，让酒胡子旋转，停止转动时，它的手指着哪位客人，那位客人就要饮酒。酒胡子的面部造型夸张，给人滑稽之感。唐三彩中骑骆驼的胡商，弹琴歌唱，其乐融融。唐代胡人形象的艺术品很多，神态庄重甚至悲苦的当然也都有，但观看者先入为主，一说胡人，不是怪异，就是滑稽。就连诗中常用的“愁胡”二字，也仅仅是一个比喻，和字面的“愁”字没有关联。
我喜欢唐三彩，无论马还是骆驼，都刚健明朗，胖乎乎的贵妇人和神貌恭敬的小文官，不卑不亢，快乐而自信，就连一脸谄媚表情的太监，身上也没有险恶之气。和唐人的马相比，徐悲鸿的马太急于表现一日千里的雄骏了，而唐人的马一昂首，就是“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豪迈。唐三彩里的骆驼，是大漠的驿车，是不沉的沙海之舟，更是一个欢乐的游乐场，常见五六个胡人各执乐器，坐在驼背，不问天荒地老，只管欢歌笑语，散襟畅怀，哀愁何在？此处的胡人，如同传奇中的神仙，成为自由生活的象征。
2016年9月28日
侦探小说
赵南星在《笑赞》里讲了个故事：有个给人占卜算命的人，痛恨儿子不肯学艺，将来子承父业，对他责骂不已。儿子反驳说：算命有什么难的，还用学？第二天，是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不料竟然有客上门。父亲想，儿子既然吹牛，不妨让他试试。儿子当即问来客：你是从东北方来的吧？客人说是。又问：姓张？客人说是。儿子再问：你来，是为了太太的事情吧？对方又一次点头。卜算完毕，客人满意而去。父亲大为惊奇，问儿子：客人的事，你怎么事先都知道？儿子笑笑说：这不很明显嘛，今天刮的是东北风，客人肩背都湿透了，说明他是顺风而行，自然是从东北方来的；再者，他的雨伞柄上刻着清河郡，清河是张姓的地望，不姓张姓什么；这么大的雨天，不是老婆大人的事，谁肯辛辛苦苦跑一趟？
儿子的这段分析，正是福尔摩斯的惯技。好的侦探，无非是善于观察，注意到寻常人容易疏略之处，又熟悉人情物理，窥面听言，能看破言行背后的隐私，以此把零散的事实粘接在一起，推导出可能的真相。
柯南·道尔创造福尔摩斯，是以他认识的贝尔医生为原型的，贝尔分析事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异乎常人的独特性格，则借鉴了爱伦·坡笔下的学者型侦探奥古斯特·杜宾。杜宾博览群书，智力超群，福尔摩斯则在这文的一面之外，增加了强悍的打斗能力，但归根结底，仍以斗智为上，这和后来硬汉派私家侦探的走街串巷，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大异其趣。
生活中的人总有这样那样的隐私，不见得邪恶或卑鄙。有人出于自尊，有人出于羞怯，还有的人，如作曲家勃拉姆斯，资助朋友，托人转手，从不让受惠者知道，这是为他人着想。有些隐私，依世俗可能显得怪异，其实只是一点癖好，未必就是洪水猛兽。贪婪、欺骗和阴谋也是有的，人世如一个野外大花园，不能看见花，便只想到蝴蝶和蜜蜂，花丛里有毒虫，也有蛇蝎，这正是大自然的包容和丰富。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里，纷纭的线索里头，多有虚假的证词和掩饰的行为。侦探波洛在使用这些线索时，还需要一项更细心的劳动：甄别材料的真伪。采纳了假的材料，结论不仅如沙上建塔，还会伤害无辜。这在很多方面，道理相同，譬如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克里斯蒂是女作家，较之男作家，对于人情事故，或者有更敏感和体察入微的长处，否则她也写不出一个像马普尔小姐那样混迹于乡村的长舌妇中间，从风言风语中寻找事实的蛛丝马迹的老小姐业余侦探。
克里斯蒂笔下的人物，如前所述，差不多每个都有隐私，虽然终大部分被证实与案件无关，但读者由此窥见了人的复杂性。克里斯蒂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方面的刻画。
正因为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像波洛那样明察秋毫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很多情况下，犯案者未必就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一件杀人案的侦破，未必就是民众乐意相信的“正义的实现”。幸好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们足够聪明，知道不能总依常规行事，否则，福尔摩斯和波洛将堕落为帮凶甚至本身就是恶棍了。于是，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里，波洛就放了复仇者们一马，因为他们代表的才是正义。
前些日子，重温了日本推理剧《古畑任三郎》。其中有一集，杀人者是一个能言善辩的著名律师，被害人是他中学女同学。古畑在调查时，律师声称已很多年没和被害者联系，但迹象表明，他是的嫌疑人。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古畑绞尽脑汁给他挖坑，引诱他犯错。比如说，晚上去案发现场，即被害人家中，邀请律师一起去。古畑不开车，坐了律师的车去。到十字路口，古畑故意不吭声，看律师是否转向正确的方向，转对了，表示他认识路。律师精明，没有上当，问古畑该怎么走。进了公寓楼，要按门铃。古畑故意蹲下系鞋带，看律师怎么办。律师仍然没有上当，镇定地问古畑，被害人的门牌号是多少。
凶手后来还是得到了惩罚，但我看完这一集，不免感叹。人要玩心眼，那心眼该多恐怖。坏人被侦探玩弄于股掌之上，观众自然看得开心，然而生活中，更经常的情形是善良的人被戏弄。勾心斗角，胜利者往往是狡诈狠辣的一方。文学作品中，青天湛湛，善恶有报，但历史给我们的印象，差不多正好相反。
文艺作品里的侦探，是智慧和正义的化身，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设定。杜宾纯粹为乐趣而破案，福尔摩斯和波洛以此为生，至于那些警长和检察官们，破案是他们的本职。无论身份为何，这一设定不变。侦探小说的娱乐性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在侦探小说里，世界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由于理性而显得单纯。或如博尔赫斯所说，在那里，世界还难得地具有“秩序和逻辑”。在把世界单纯化这一方面，侦探小说与童话无异，而历史学家也总以童话／侦探小说的方式处理历史。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一点是，侦探是人。是人，就有一切类型，有一切类型的行为。他们异乎寻常的技能，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对于任何太锋利的东西，我们难免不怀一点戒心。
2018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