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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波兰尼于1886年出生于维也纳,却在布达佩斯长大,他的家庭属于归化犹太人。其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受教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靠经营铁路发了大财。其母亲每周都会为布达佩斯的先锋派举办沙龙。1900年,在卡尔14岁的时候,为期三个月的大雨冲垮了其父亲在多瑙河河谷建造的铁路。但政府坚持认为风险应由企业家自己承担,并拒绝偿付其工程。波兰尼的父亲支付了工人的工资,并交出了他的股东资本,其后则宣布破产。 5年后他死于肺炎。在他父亲去世时,卡尔已经19岁了,他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他生命的后阶段,卡尔写信告诉他的兄弟迈克尔,他“全心全意地保护他(指迈克尔)不受命运的折磨”,其后也因迈克尔的成功而抱有“淡淡的满足感”。但他补充说,在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岁月带来的“重压”“引发了”卡尔本人的“内在瘫痪”。卡尔有忧郁症,还拿不准他那出名的弟弟对他的感情。

 

等到他于1934年抵达英国时,卡尔·波兰尼早已经受了英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锤炼。他曾在布达佩斯和克鲁日瓦尔(Kolozsvár)的大学学习法律。在大致同一时间,身处牛津大学的托尼和贝弗里奇正在建立他们后来流产了的本科生社团(就“有事实材料的社会问题和尽可能广泛的实际观点”进行讨论),而波兰尼则忙于帮助创建伽利略圈子,一个诞生于布达佩斯的论坛,主题是讨论知识问题,以及通过社会科学的影响用理性管理来改善社会的可能性。波兰尼及其同代人除了学习恩斯特·马赫的认识论外,还读H. G. 威尔斯,波兰尼后来写信告诉他的兄弟:“我们是过于相信伪善的理性主义和费边主义了”,而他们正是在这圈子之中接触了这些思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波兰尼获得了法律职位却又迅速放弃了这一职业,而出任伽利略圈子自己的期刊《自由思想》(Szabadgondolat)的编辑。1915年,他参加世界大战,在俄罗斯战线充任骑兵军官。两年后他受伤,被迫返回布达佩斯接受康复治疗。

 

解决社会原子化或“异化”的问题成为 20世纪头十年和二十年间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在世纪之交时,他们曾希望通过社会科学的创新以发展技术,并以此技术来完善基于市场的社会秩序。到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种愿望已被人们视为天真的想法而加以弃置。同托尼在离开牛津后从“外围工作”转向了探究“道德关系的问题”一样,波兰尼在布达佩斯遇见的许多同代人将他们早先的经验主义抛在脑后,而将促进道德的再生作为他们的事业。1915年,围绕批评家格奥尔格·卢卡奇形成的星期日社团彰显了这一变化的心境。但波兰尼那旨在拓展改善社会的实证主义原则的伽利略圈子早在新世纪初就成形了。星期日社团的聚会,只欢迎“形而上学爱好者”。聚会讨论的作家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其交谈“以无所不至的言辞围绕着宗教打转”。1916年末起,形势日益紧迫,很明显哈布斯堡帝国行将解体,星期日社团的参与者开始谈论政治,一些参与者倾向于(如果我们不认为这是他们一致的倾向的话)列宁主义。与此同时,伽利略圈子的成员仍然定期碰面,受卡里斯玛型的学者-政治家奥斯卡·贾希的影响,他们进一步在思想中掺杂了“伪善的理性主义”。但在这里,宗教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他们对启蒙运动寄予厚望,可即便是这些顽固的实证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单靠科学理性难以维持社会秩序。同星期日社团一样,到了战争后期,道德复兴成为伽利略圈子内部的首要关注点。机构改革是必要的,“但英国人会说:重要的事情不是手段,而在于,我们需要的是人,各异的、更好的、更完美的人”。贾希及其追随者的政治立场普遍表现出威尔逊主义。波兰尼跟随着贾希,同时还给他出主意。

 

1917年至1919年间,一系列突然的政治动荡的发生使两个派系——星期日社团的列宁主义者和以贾希为核心的威尔逊主义者——接近掌权。 1918年10月,贾希的激进党联合另外两个左翼政党以组建匈牙利国民议会。总统为米哈里·卡罗里( Mihaly Károlyi),但贾希才是议会的知识和道德的灵魂所在。议会无视哈布斯堡王朝,将自身视为匈牙利民族的真正代表,实际上它是一个革命机构。当月晚些时候,街头群众进行了三日的密谋达到了顶点,曾鼓吹战争并反对扩大选举权的前总理伊斯特万·蒂查遭到了暗杀,其结果是,卡尔一世——后一位匈牙利国王——任命卡罗里为总理。匈牙利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纽带迅速消解。 1918年11月16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贾希接受了部长职位,然而他在一个月后,因政府无力推进土地改革而引咎辞职。卡罗里政府的稳定性即刻因匈牙利共产党越来越受群众欢迎而遭到动摇。在目睹了墙上的文字口号后,波兰尼仍然参与的伽利略圈子的月刊《自由思想》将1918年12月那一期献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月,格奥尔格·卢卡奇加入了共产党。人们相信,在对前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做战后分配的议题上,政府并未能保护匈牙利的领土完整,因而卡罗里的国民议会失去了权力,并于1919年3月被推翻。卡罗里政府内的社会主义分子与共产党人联合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卢卡奇出任公共教育代理人民委员。他着手将布达佩斯大学进行彻底的改组,其设定的目标在于,对文化加以综合以克服异化,将个人彼此相连;政治是“手段”,“文化”是“目标”。34但苏维埃专政却是一场政治失败。因为拒绝罗马尼亚军队穿越议定的停战边界,共和国与罗马尼亚陷入了军事对抗,并以灾难性后果告终。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派别都未能获得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到了1919年8月,苏维埃共和国反过来被前奥匈帝国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纠集的反革命势力所推翻。到了 1919年底,贾希和卢卡奇派系中杰出的成员因对匈牙利政治的绝望和对遭受报复的担忧而逃离布达佩斯赶赴维也纳。

 

在维也纳,贾希及其同伴很快就不得不踏上寻求新思想的历程。哈布斯堡王朝放弃权力之后,威尔逊主义的“手段”却对稳定匈牙利没起什么作用。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并没有告诉自由主义者如何去塑造“各异的、更好的、更完美的人”。威尔逊主义的所有原则通过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实践所达成的,不过是动员了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将霍尔蒂扶上宝座的那些人获得权力,并逼迫进步人士流亡。而另一种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贾希及其追随者来说,已经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悲惨命运变得不可接受。贾希对卢卡奇为教育改革付出的努力表示出适当的赞赏,但如果他跟卢卡奇抱有同样的目标——道德复兴,克服原子化或者说异化——他就会对布尔什维克的做法表示谴责。威尔逊主义的自由主义破坏了社会稳定。列宁主义的阶级专政不合情理。那么,还有另一种选择吗?这正是英国多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学者的带领下,自1900年以来一直在问的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版本。实践证明,个人主义是不稳定的;集体主义危及自由。人们是否有可能超越这个二元选择?

 

卡尔·波兰尼在他离开匈牙利之前动荡不安的那几年里,都困居于病床之上。他没有直接加入卡罗里的政府。到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的病情已有所好转,并在社会生产人民委员会谋得了职位。三个月后,他满怀着沮丧辞去职务。这一直接作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并得以掌控指令经济的经历,有助于解释为何之后他一移居维也纳就对替代生产集中化的其他社会主义选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更有意思的是,波兰尼在何处发现诸选项的。在他抵达维也纳后的三年里,波兰尼成了G. D. H. 科尔著作的热心读者和行会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实践证实了我工作方向的价值所在,”他在1921年给其弟的信中这样写道,“以基督教的视角来讨论社会问题——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

 

贾希等人也被波兰尼说服了,相信“英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到1923年,在给迈克尔的信中,卡尔·波兰尼写道,自己已加入了与英国同仁一道探索如何走出19世纪自由主义带给欧洲的危机所制造的困境的任务。波兰尼这么写道,无论是对国家的批评还是对利益动机的批评,都走错了方向。

 

我们即国家,我们即资本——但我们以什么形式成为这二者?在我们弄清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都只能权充资本和国家的仆役。然而,当我们创造出能使我们的视野超出这些符号的生活形式时,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一问题了。但我们如何才能创造这类生活的形式呢?这才是问题!我认为创建这类形式需要借助于受基督教精神浸润的生活。

 

在上一章,我们看到,科尔的视野超出了当代关于国家和团体的“本质”的争论,他开始思考“使得人们参与社会行动的动机和冲动”,以及使得人们通过“作为孤立或私人个体行动相应的补充完善的团体来行动时”,驱动他们的“意志”。科尔的方法受到其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和格雷厄姆·沃拉斯以及 18世纪的批评家让-雅克·卢梭的启发。在他待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里,在阅读科尔的作品之后,波兰尼既已发现,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制度蓝图都不是构想出一个人在当代危机中得以安身立命的方式的可靠手段,他开始着手从事与科尔之探索相类似的事业。波兰尼同样参阅了同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史学家的作品。他也阅读卢梭,但他后来将因卢梭的一个同时代人而更加受益,那个人就是亚当·斯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