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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男孩

当我决定搬到宪法区爷爷奶奶留下来的那栋房子时,家里人都觉得我疯了。这栋位于总督大街上的沉重的石头房子,有着绿色的铁门和铺着马赛克瓷砖的地板,某些细节处还可以看到装饰派的遗风。瓷砖已经使用多年,磨损得很厉害,要是我哪天想起来给地板打个蜡,估计能修出个光滑的溜冰场来。然而我却一直钟爱着这栋房子。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大人们曾把它租给一家律师事务所。我仍记得当时自己有多么沮丧,我想念那些带有高高的落地窗的房间,想念那个如同神秘花园般的内庭。经过大门的时候却再不能自由进入,让我感觉很失落。我甚至没有那么想念爷爷,他沉默寡言,几乎从来不笑,也从不娱乐,他死的时候我都没怎么哭。倒是在他死后,至少有几年呢,我一度因为失去了这栋房子而痛哭过好几回。
继律师之后,这栋房子又接纳过一群牙医,后落到了一家旅行杂志社手里——杂志社不到两年就倒闭了。这栋房子虽然古老,却极美极舒适,保养也相当得法,然而没有人,或者说很少有人愿意住在这个区。杂志社租这栋房子也纯粹是因为,就当时的市价来说,房租相当便宜。不过低廉的房租却并没能挽救这家杂志社,它很快就破产了,办公室也被洗劫一空。电脑啊,微波炉啊,甚至连笨重的复印机都被搬走了。
宪法区有个火车站,那里的火车都是从城南开过来的。十九世纪时,这片区域曾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贵族们的聚居地,所以才建起了这些像我家这样的大房子。在火车站另一边的巴拉卡区还有许多大宅,现在都已改成了旅馆、养老院,或者索性已只剩断壁残垣。1887年,为了躲避黄热病,那些贵族家庭向城北奔逃。没有什么人回来,或者说几乎没有人。许多年间,像我爷爷那样的富商得以买下这些带有滴水兽首和黄铜门环的石头房子,但是这个区却永远被打上了逃离、被弃和不受欢迎的标记。
而且,情况越来越糟。
然而,如果你懂得这里的生存法则,熟悉每一条街道,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发生什么,这里其实并不危险。或者说,没有那么危险。我知道如果周五晚上去卡拉依广场的话,极有可能会被卷入几个帮派的混战:塞巴约街的小毒贩们会跟其他入侵者争抢地盘,还会追着那些永远还不上钱的瘾君子讨债;而神志混乱的瘾君子们受不得一丁点儿刺激,总是抄起瓶子就打;疲惫的异装癖者喝得醉醺醺的,也同样紧紧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在主干道上比在索利斯街上更容易遭遇劫匪,虽然主干道上灯火通明,而索利斯街昏昏暗暗——仅有的几盏路灯大部分还是坏的。我在主干道上被抢过两次,每次都是两个男孩跑到我身边,抢走我的包,把我推倒在地。次我报了警,第二次我知道报警也没用,警察为了回报那些小年轻给他们帮过的忙,默许他们在主干道上抢劫,只要不超过高速路桥就行,这段免责抢劫大道跨越三个街区。在这个区安全活动是需要掌握诀窍的,虽然出人意料的事情总会发生。我很好地掌握了这些诀窍,那就是别害怕,跟一些关键人物搞好关系,和邻居打招呼,即便对罪犯也要如此——或者说对罪犯尤其要如此,还要永远昂首挺胸地走路,同时保持警觉。
我喜欢这个区,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我如鱼得水,感觉自己独一无二、勇敢、清醒。这座城市已经没有几个地方像宪法区这样了;除了郊区的几处贫民窟以外,城里富庶而友好,更加热闹、庞大,生活也容易得多。住在宪法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里很美,所有的角落都曾经繁花似锦、富丽堂皇,就像一座座破败的庙堂,为不信神的人所占据——他们从不知晓,在这些院墙之间,曾经回荡着对古老神灵的赞颂。
这里有很多人露宿街头,但规模都比不上离我家两公里远的议会广场。那儿有个真正的营地,就在立法大楼对面。它是如此备受忽视,但又是如此引人注目。在那里,每天晚上都会有一群志愿者向人们分发食物,检查孩子们的健康状况,冬天发毛毯,夏天分发冰镇的饮用水。而宪法区的流浪汉们却被人遗忘了,没有什么人前来救助。我家对面的街角曾经有个商店,如今门窗都被砖封住,防止有人占用。现在街角那里住着一个年轻女人和她的儿子。女人怀着孕,应该还没几个月,但是这个区吸毒的母亲们都那么瘦,也看不出来她到底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她的儿子应该五岁了,没有上学,每天游荡在地铁里靠售卖圣人埃斯佩蒂多的像章换点钱。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有一天从市中心回来的时候,我在车厢里看到了他。他做生意的方式让人不怎么舒服:先把圣人像章塞给乘客,然后伸出一只沾满油污的小手迅速地和乘客握一下手。乘客们既同情他,又觉得恶心,因为小男孩又脏又臭。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谁有足够的同情心把他拉出地铁,带回家,给他洗个澡,然后打电话给救助站。人们也就是跟他握个手,买他的像章。他的眉头总是紧锁着,说话的时候嗓音干涩嘶哑;他经常感冒,有时候会和地铁里的流浪儿童或者宪法区的其他小男孩在一起抽烟。
有一天,我们一起从地铁站回家。他没和我说话,但是我们并排走着。我问了他几个无聊的问题——他的年龄,他的名字;他没回答我。他不是个可爱暖心的小男孩。当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却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