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学生物学
（1906年）
在东京弘文书院补习日文两年多时间后，鲁迅1904年9月离开东京，到较远也较为僻静的一个城市仙台，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鲁迅在仙台医专受了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他的食宿操心，不过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但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鲁迅《藤野先生》，下同），其中就有“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说话的声调缓慢而很有顿挫。
他就是藤野先生（1874—1945），即藤野严九郎，日本福井县人，解剖学教授，对来自弱国的鲁迅毫不歧视，倍加爱护，对鲁迅影响极大。鲁迅认为：“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两年后，鲁迅学习西方医学拯救祖国的幻想破灭了，想在战争时期当军医的幻想，以及想救治他父亲那样病人的愿望都一齐破灭了。他感到学医并非一件紧要的事，件要紧的事，是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他于是告诉许寿裳说自己要退学：“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鲁迅在《藤野先生》里描述了自己退学时的情形：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想去学生物学”本是鲁迅放弃医学时安慰藤野先生随口所说的一个谎言，其实从鲁迅此后的行动看，更像是下意识显露出的真实心理。鲁迅到日本留学后，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即从地质、化学等无生物科学向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生物科学转移。
鲁迅珍视他在仙台学医的经历，就连藤野先生改正的讲义，鲁迅也订成三厚本收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藤野的照相也挂在他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如此敬重严师，令人喟叹。
如果不是因为文艺疗救国民精神这个更高的志趣，鲁迅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生物学家。
资料载，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藏书室收藏了11本德语植物学著作，如《植物类别之判断》《普通植物学》《植物采集者》《隐花植物——海草、菌类、地衣、苔藓、羊齿类植物》《开花植物体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所产苔藓类与蕨类植物目录》《植物观察入门》《食肉植物》等。说明鲁迅在购藏生物学特别是植物学书籍方面很用心。
因此，鲁迅在告别藤野先生的时候，虽然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但事实上，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学的确是鲁迅重要的知识兴奋点，也是他写作的巨大富矿。由于鲁迅丰富的生物学背景，他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往往不是把这些问题仅仅视为文学的主题而已，也不仅仅是把它们视为永恒的、尽人皆知的哲学命题。对鲁迅而言，生命和死亡是有其具体的生理内容的，其中包括显微镜底下的细菌细胞、血液的新陈代谢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等非常物质的存在。
并且，鲁迅始终热心关注科学和文学领域的发展。鲁迅的藏书目录显示，他拥有两本德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和传播者海克尔的原著，一本是1903年德文版的《宇宙之谜》，另一本是1906年版的《生命的奇迹》。我们在鲁迅论海克尔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更新自己的进化论生物学的知识，而就他当时的积累而言，他的水平已远远超出了严复的《天演论》以来中国人对进化论的那一点入门知识，而是搭建起来了自己的“进化论生命观”，并使之成为基本知识框架和世界观。
进化论是鲁迅思想的基调，他相信未来一定胜过现在，“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鲁迅的“进化论生命观”，在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里都有体现，如《呐喊》自序里“铁屋子”的譬喻、夏瑜坟上的花圈、闰土儿子水生应有的新生活、《狂人日记》里期待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伤逝》中“新的生路”、《野草》中“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等等。他在《希望》中更是喊出了“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悖论式的箴言。
毫无疑问，生物学是鲁迅思想不可或缺的一个力量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