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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 年 1 月的一个清晨，亚当·斯密离开了位于爱丁堡坎农盖特的家，沿着皇家大道走向交易广场的海关大楼。这是他担任海关专员的周。在办公室里，他的面前是一块大木板，上面列着所有的违禁品，现在他的责任是追捕并销毁这些违禁品。几个世纪以来，本国商人在外国竞争面前苦苦挣扎，他们现在成功地游说统治者限制外国商品进口。他们认为，如果不实施进口禁令、 进口关税和出口奖励（即国家补贴），外国经济的繁荣将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海关专员们不仅征收关税，还起诉那些不顾这些禁令试图进口货物的人。 作为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之父，斯密加入海关的想法有些蹊跷。斯密反对保护主义关税和税收，以及限制工人从一种贸易流向另一种贸易的行业公会和其他机构。他认为，如果能消除这些壁垒，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引导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适合的行业中，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鼓励创新，降低商品价格并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种对人类如何投入时间、 精力和金钱进行干预的力量，不仅是对天赋自由的一种侵犯，而且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能够智慧地使用这种力量。 如果需要证明贸易限制是无效的，斯密就不必看得太远了。站在海关大楼的那个早上，斯密从木板上往下，开始审视自己的衣橱。后来，斯密写信给国会议员兼贸易大亨威廉·伊登（William Eden），斯密发现“我的领结、 领巾、 衬衫褶边或是手帕几乎都是在英国被禁止使用和佩戴的”。“因为我希望树立一个榜样”，他继续写道，“所以把它们都烧掉了”，斯密戏谑地建议伊登不要去检查“自己或者太太的服装或家里的家具，以免陷入和我一样的境地中”。 尽管本意是幽默地自嘲，但斯密还是从中吸取了教训：贸易禁令总是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这些外国商品比国内产品的价格更低，质量更好。被禁货物仍然会进入本国，尽管是走私者携带的违禁品，这种情况下海关无法对其收取关税。不仅如此，斯密的法国褶边终使他花了更多钱，因为要补偿走私者避开海关视线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对新上任的专员斯密来说，起诉走私者肯定是一项特别令人不快的任务，因为斯密认为走私者是诚实的人，是草率的立法将他们定罪。一项旨在提高英国羊毛产量的法规，使羊毛出口成为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就像德拉古（Draco） 的法律一样，”斯密厉声指出，“这些法律可以说都是用血写的。”保护主义认为国际贸易是一场以邻为壑的游戏。它鼓励欧洲国家对全球大部分地区提出排他性要求，以供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等无能的垄断贸易公司利用。 建立在保护主义关税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制度滋生了数不清的暴力、奴役和破坏。它反映了一种“商人和雇主们卑鄙的贪欲和垄断精神，他们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人类的主宰”。作为一个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者，斯密看到了像英法七年战争（1756 —1763 年） 这样的军事冲突使这些贪婪的商人得到了更多的“奖赏”。 1776 年，正当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斯密甚至敦促英国部长们不战而退，放弃北美殖民地。很明显，这场冲突是由对茶叶征收新关税引发的，这些关税旨在帮助苦苦挣扎的东印度公司。这使得斯密在波士顿的海关同事们的生活变得相当不愉快，他们被涂满焦油并裹以羽毛，生活得备受煎熬。 1776 年，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简称《国富论》，该书共两卷，长达 1000 多页。而 17 世纪和 18 世纪早期的英国作家，如威廉·配第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写过一些关于贸易政策、 税收、 货币等问题的不同寻常的小册子或论文。尽管如此，斯密同时代的人立刻意识到《国富论》代表了一种新的流派。“你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规则而连贯的体系，这是政治学复杂、 重要的部分之一。”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 写道。同时，他预测这部著作“将彻底改变政策和财政方面的几项重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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